吴敬琏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一系列发言，大约会让许多人对这位著名学者的情感，产生某种困惑。“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规律”、“城市拆迁不应该按市场价补偿”、“政府打压房价会导致物价上涨”等连串表态，让许多一向视吴先生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百姓，认为他背弃了心向普通百姓的“良心”，也背叛了“穷人经济学”。
又有最新消息称，吴敬琏先生与其他2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利息税。目前实行的利息税征收制度，从其开始施行起，就一直广有争议，以无差别的利率对所有利息所得征税，被许多人认为是一项对穷人更加不利的制度。“利息税伤害普通百姓，收得没有道理！”也正是这次2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主要原因。
数天之内，吴敬琏先生的“屁股”，似乎在穷人与非穷人之间挪来挪去，以至让许多一向对吴先生抱有高度敬意的人，拿不准主意该不该继续保持敬意。
其实吴先生没变，而是公众和舆论错会了吴先生曾经的“立场”。
在成为“良心学者”之前，吴敬琏先生更广为人知的“别称”是“吴市场”。若论立场，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才是吴先生始终不变的立场。只是当吴先生基于这一立场而对权贵资本予以抨击时，他道出了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心声，成了普通百姓的代言人；而当他基于同一立场，对某些非市场化的福利措施或政策安排表达不同意见时，却又似乎站到了这些福利措施的受惠者，即那些低收入百姓的对立面。
这样的“摇摆”，并不能证明吴先生有任何投机或投靠之意，也并不意味着吴先生放弃了对百姓、对社会的良心，却正是一位学者必要的学术坚持。
学者也有利益和情感的不同取向，经济学家就更是如此；不同的取向也确实会导致学术路向和学术发现的不同，经济学家亦更是如此。心系穷人，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观察、思考经济现象，确实会对经济现象、经济规律有全新的发现，因此才会有“穷人经济学”的出现。但这种观察和发现首先必须是基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非出于先验的政治立场的“学术化”斗争。这也正是经济学家有别于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及社会评论家之处。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和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专业群体的职业伦理。如果没有这种对职业伦理的坚持，而是以一种泛道德化的伦理标准要求所有的专业群体，则必然导致所有标准的混乱和失范。即言之，如果没有“为当事人利益负责”的职业伦理，而是代之以泛道德化的要求，则律师这个职业将不复存在，整个司法体系和法治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面对那些确实已经沦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经济学家”，舆论首先应该批判的是他们对学术伦理的背弃，和由此导致的理论谬误；为了反抗他们为特殊利益集团进行的“学术化代言”，我们需要的是心系百姓又能坚守学术良知的真正学者，却不能寄望于也推出几位只坚守“立场”的代言人。实际上，那些不能坚守学术良知，却以投百姓所好而立言的学者，其实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良心”。
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寻找利益代言人的需求，广大的普通百姓就更是迫切。随着经济学、法学等渐成显学，公众似乎已经习惯于替不同观点的专家“站队”，并赞一部分人为“良心”、弹另一部分为“没良心”的思维。但这种替人站队的做法，既误解了学者的职业伦理，更可能使我们的希冀落空。真正的代言人，应该是政治家、人大代表和社会活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