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而早在1979年9月，当时的陕西省南郑县红茶人民公社铁匠街生产队就已经开始了分地分田、包产到户，这种做法与著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不谋而合，时间上仅仅晚了八九个月。
这可能是陕西最早包产到户的一个乡村。走近他们，近30年的风雨变迁扑面而来，近30年的长足发展历历在目……
秘密包产到户带给一个乡村的巨变
南郑县红庙镇，陕南山区一座普通的小镇，淅淅沥沥的春雨让古镇显得十分清新。马路上准备开往四川的客车静静地等着乘客，街道上人来人往，老街上铁匠刘维安两口子的门前已经等了五六个乡亲，炉膛里，待修的农具被烧得火红，一切都显得自然而平静。
古镇的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28年前发生的那件大事，但对于65岁的李云山老人来说，那却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一段经历。
1979年9月，李云山上任铁匠街生产队队长，在他的带领下，队里偷偷把集体的地分给了社员个人，第二年3月，又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件现在看来十分正确的事，在当时却是“骇人听闻”的，“上面说这是违法的啊！”老人向前俯了一下身子说。
那时候，田是公家的田，牛是公家的牛，人也是公社社员，别说分田到户，就是大队的一根草绳用成八截接在一起也别想拿回家。公有制了，可是大家都吃不饱，干活也是磨洋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但是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在国家政策并不明朗的前提下，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他们不知道，9个月后，在陕西南郑，铁匠街生产队也走了这一步，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29年前 吃不饱肚子的村庄
坐在铁匠街邻街二层楼的家里，李云山老人红光满面，“嘿，现在比原先好了太多！身体好得很！”打开话匣子，近30年前的往事了，老人说起来似乎就在昨天。
李云山出生于1942年，17岁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学习国画，20岁响应号召参军入伍，1963年再次响应号召回乡务农。那时的红庙镇称为红茶人民公社，因为他是文化人，又会画画，出板报、写标语、画毛主席像几乎成了他的主业。
铁匠街自古是陕西通往四川的主要通道，镇上的人也都有做小生意的习惯，可以说商农并重，可在当时正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做小生意是“投机倒把的勾当”，只有胆大的人才偷偷摸摸地干一点。“全村人都吃不饱啊，到了冬季，很多人家是饥肠辘辘挨日子！村里出面去别的村借粮，那牛瘦得自己都走不动，就不用说拉车了!”老人皱着眉头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铁匠街生产队社员“上工迟到，分工乱闹，计工计较”，成了当地有名的“四靠”队———“吃粮靠返销，穿衣靠救济，用钱靠贷款，插秧靠上面”（区公所和公社干部义务劳动）。在一次县上召开的村镇县三级干部会上，红峰大队队长指责说：铁匠街的稻子割完了，全县的粮食就收完了；铁匠街的秧插完了，全公社的播种就结束了……
1977年，铁匠街生产队社员人均一个劳动日价值9分钱，一年劳动下来，分的粮食不够吃，工分钱早就被预支光了。1978年，生产队队长因不能让大家吃饱，干不了了。“要大家能吃饱饭，谁有这个本事啊？”全村人都饿着，没一个人敢当这个队长。
“违法”秘密分田
1979年2月，驻队的公社副书记胡宗贵看中了同是军人出身的李云山，希望李云山当生产队长。学生出身的李云山又经过两年军队锻炼，对于当年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精神领会就要比其他人超前一些，于是大胆提出两个条件：当队长可以，但是，一要上级不要干涉，只要用粮食是否增产来评价工作；二要把地分给个人去种。书记答复说分地是违法的，这个“不行”。
“没有说绝对不行，呵呵，他是书记，肯定不敢说行，可是言外之意有点松动啊！”老人笑着说。
李云山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上任后把全队36户150多人分成了几个作业组，以粮食产量给各组记工分，把地里的红苕估产后分给各家各户，由各家各户自行收获折算成口粮，就这样一个小措施就已经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第一步成功了。秋收后，李云山和胡宗贵便决定把旱地分到各家各户作为口粮地，不但得到全体社员的一致赞同，也得到公社书记邹义俊的支持。李云山那时除了担心上面查处私自分地，却再也不用因为社员出工不出活而烦心了，社员们就像照顾自留地一样种着地里的庄稼。
当年，旱地的玉米、豆子大获丰收。同样的人，同样的地，产量翻了一番。
到1980年3月，秧田没有分到户，插秧时社员出工不出力的老毛病又犯了。李云山找胡宗贵商量着想把水田也分到户，同几个骨干农民联系，大家纷纷摇头说不是不想，而是不敢，那时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实在太让人后怕了。但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最终邹义俊、胡宗贵和李云山达成一致，同时也得到了上级有关领导的默许。铁匠街生产队秘密分了田！
“当时这可是违法的啊！告诉每个社员，给外人谁也不能说，婆娘回娘家也不能说！”老人现在虽然说起来轻松了很多，但当时的处境可以想像。
有人告状：“集体”的牛被累死了
李云山组织社员秘密将生产队田地分成三等九级平均分配，集体的农具按市场价折旧后划分到一户或几户社员手中，社员在完成了公购粮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土地分到户的当年夏播进行得非常顺利，由历年来的倒数第一突然变成公社第一个完成夏收、夏插和夏粮入库任务的生产队。
1980年秋天，铁匠街的社员们迎来了生产队历史上最好的收成，交售公购粮是1979年的3.86倍，剩下的粮食也够吃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铁匠街生产队突然的大变样引来周边甚至四川、甘肃人参观，同时也有人把状告到了县委：铁匠街的社员是吃饱了，却把集体的地分给了个人，集体的牛也被那些人给累死了！
现年72岁的邹义俊老人讲述了当年的情景，地委、县委接到反映后，分别派了三个工作组来调查，县委书记下令限期把个人收获的小麦和油菜籽一颗不少地收归集体，甚至还有个别领导提出以破坏生产罪抓人问罪。后来县委草拟了一个通报批评，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时，区委书记李万堂提出，邓小平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同时也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对于铁匠街生产队出现的新问题，还是应该看结果，看群众是否拥护。“争论激烈啊，后来县委研究后也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老人说。
其实，这个时期尽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议支持，全国各地对于包产到户还是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铁匠街生产队的分田分地就是在这种斗争的夹缝中又继续了一年。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全国范围内才开始推行包产到户。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铁匠街生产队成了外地人学习的榜样。
两首诗记录山乡巨变
记者采访时刚好是2007年春节过完，关于过去与现在，李云山清楚地记得1976年的春节。“眼看到年根根了，家里没有一两肉啊，媳妇脸吊得老长！”老人回忆说，入冬没多久粮就断了，为了过年，公社救济每人10斤谷子，全家50斤谷子打回来了30多斤米，别的啥都没有了。
望着孩子眼巴巴的目光，李云山腊月二十九晚上摸黑编了一领竹席，早上去供销社卖了4元2角钱，冒着雪，跑到几里外的黑市买了两斤腊肉。回到家，老婆正在火盆旁给娃纳鞋底，李云山跑得也窝火，“看，这肉不是回来了！”想“得意”地把二斤肉显摆一下，结果不小心把干腊肉扔进了火盆，陶火盆碰碎了，媳妇被烫了，腊肉也着了，“那个年过得才叫窝火呢！”
“那今年的年过得咋样？”“嗨，今年，大年初二招呼亲戚，摆了3桌，近30个人哩，鸡鸭鱼样样不缺！现在咱这儿啥吃的都有，等会儿给你们招呼一桌！说句心里话，30年前就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有稀饭喝就好得很了！”在一旁的家人也笑了起来。
李云山老人是个有心人，在不同时期都做有笔记，偶尔还写诗抒怀。笔记里两首不同的诗或许是村里时代变迁的最好写照。
《病苦》
1979年6月25日
乡村五月人倍忙 又收又插又抢场
无油无盐无人问 谁能管谁肚饥荒
苦旱暑热终累病 怎能求钱去药方？
干部踞门催活紧 真向（像）人间活阎王
《颂取消农业税》
2006年12月
自古皇粮不得少 抗拒国税要坐牢
千年古制今取消 农家个个颂舜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