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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犯 陈 丽
传说，大蜗牛在极度饥饿或者面临恐惧时，会吞噬亲生的小蜗牛。
这样一种残忍的行为，却似乎出自于完全相悖的两种缘由——利己或是“为它”。当然，所谓“为它”，是蜗牛的视角。大蜗牛感觉危险迫近、大限来临时，宁可吞了小蜗牛。那是一种生死与共的悲壮。
一个四岁多的小男孩养了一窝蜗牛。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几只小蜗牛无影无踪了。蜗居里，只有两只硕壮的大蜗牛在转悠。
急出满头大汗的小男孩儿翻箱倒柜的寻找小蜗牛们。一旁的老阿姨心疼孩子，就给他讲了大蜗牛可能吞吃小蜗牛的传言。一怒之下，小男孩涨红着脸，一把抓起一只大蜗牛，想朝地上摔去，他要惩罚大蜗牛。可是，善良的小男孩儿啊，怎么也下不了手……
这是我亲眼见过的场景，那个小男孩如今已经是大学生了。
我也见过一个爱极生恶的案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采访一个故意杀人犯。
陈丽，女，31岁，安徽阜宁县农民。因犯故意杀人罪——她用被子、枕头、袜子等为作案工具，亲手捂死了身患晚期肝癌的丈夫；虽然情节不算严重，手段却是极其恶劣——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汽车开往陈丽服刑的监狱。一路上，我和摄像康锐几次猜想她的模样。一个捂死丈夫的女人，得有多大的胆量和力气？
虽然已经在媒体工作多年，但在那时，我仍然是可笑的缺少见识，思维僵化——我真的没有料到出现在眼前的女杀人犯是那样瘦弱和面善。
陈丽，身高大约只在一百五十公分，苗条瘦小。她五官周正，目光清澈温顺，眉宇间毫无残戾之气。当时，摄像记者康锐也曾暗自嘀咕：“镜头里的这个妇人，怎么看都是一个良家妇女嘛……”
“当时你怎么下得了手？”我问得很直接，希望能直捣要害。
她清澈乌亮的双眼顿时噙满了泪水，说：“他求我，求我，我没得办法……”
“你爱过他吗？”
“爱，一直就爱。那时候我们家嫌他穷，不同意我嫁给他，我就自己跑出来跟他结婚了” ，陈丽不再啜泣，单薄的身体却在微微颤抖，如深秋的树梢上一片将落未落的树叶儿，无奈无力，不能自主。
我们对陈丽的邻居，当地医院的医生、检察官和公安人员都作过采访。各方信息表明，陈丽与丈夫因自由恋爱而结合，感情生活一直和美稳定。在她丈夫身患绝症的两年中，陈丽几度陪伴丈夫远离家乡，求医问诊。后来回到家乡，陈丽一直尽心照料病人，举债购买药品。肝癌晚期中的病人，剧痛难忍，每四小时必须注射一针杜泠丁。一段时间后，杜冷丁的治痛效果越来越弱，疼痛难熬的病人曾经央求医生、央求姑姑和妻子帮他结束自己的生命，都遭到拒绝。
“你的意思是:因为爱他，不愿意眼见他生不如死？你不再忍心拒绝他的要求了？”
“他好几次跪着求我……求我成全了他。结果倒是成全了他，害了我自己和孩子……”，陈丽泪雨纷落。
“你们家还有他的照片吗？”
“没有了。他生病以后，都烧了。一张张找出来，烧了。他说怕我以后看了难过”。
“他为你想得很周到。你在下手的时候，就没想到相伴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了，能相聚一天是一天？你有没有过，觉得自己服侍病人也服侍够了的厌烦？劳累？”
陈丽默默的看着我，却目光空茫，灵魂仿佛飘向远方。
在与陈丽的对话中，她始终没有吐出“安乐死”三个字；她不敢，她当然不敢。因为她的丈夫是在她的一种残忍的行为中告别人世的；走得虽然情愿，却丝毫不安乐。但是，给她丈夫治疗的医生告诉我们，她丈夫好几次朝他要安眠药，央求医生帮助他“安乐死”。
如何考量生与死，其实也正是我这次采访的初衷。
生与死，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无法事先选择与把握生，比如说生不生（那是父母的行为决定的），何时生，由谁生和出生在哪方水土……这些都是不能够由着自己来定夺的。但是，死却不一样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逐步具有更多一些的应对死亡的心理准备与技术准备，可以让生命以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从容而平静的方式告别人世。尤其是对某些身患绝症，终日忍受疼痛煎熬以至脱相变形的绝症病人，实施安乐死，的确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进步。
只是，渴望生抗拒死，是人类的天性与本能。因此，安乐死的合法性至今仍有巨大争议。它首先需要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并且由医生来妥帖减轻和安全化解病人临终前的生理痛苦；同时，还有许多难题需要法律的认可和法律程序的保障。
当然，无论在哪种文化环境和法律体制中，都不会容忍以陈丽的这种手段，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陈丽已经在为自己的一念之差痛悔终生，认罪服法。已经在服刑的陈丽，心中最为惦念是她的儿子。
如同绝大多数母亲一样，一提到儿子，便有源自心灵深处的阳光映照于脸庞，她的眼神也顿时澄澈温暖。她哆嗦着手，从衣服兜里掏出了她的临摹习作——她那九岁男孩儿的画像。
出于电视人的敏感，我们认真拍摄了她的这份“作品”，我还怂恿她给儿子写了封信，并向她保证由我在当日内送达。
那封信感动了一些电视观众，我却留下了永远的愧疚。为了节目效果，我其实让那孩子经受了一场心灵的磨难，我对不起他。
这次纪实报道的片名为《情法之间》，原本是为黄金时段电视栏目《焦点访谈》制作的。当时的评论部主任孙玉盛在审查节目后，为了避免可能引发的舆论风险，将其调整到《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播出。
节目播出后，果然引起较大反响，尤其是在医学界。
记得在那期节目的结尾，我是这样说的：
“由于知识和文化的局限，陈丽没有考虑过，当人的生命不再是有价值并且深受折磨的时候，帮助他结束生命，是不是道德？是不是犯罪？她更不会意识到，在保护人的生命和解除人的痛苦这两种价值间的冲突。但是，陈丽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这些问题提交给了社会、法学界、医学伦理界；甚至我们每一个人……”
快十年了吧，陈丽的面容从来没有模糊过。在编辑那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画面时，我用了陈丽返回监狱的背影：厚重的铁门“哐铛”一声巨响，陈丽瘦弱蹒跚的身影消失了，沉重而忧伤的背景音乐响起……
当时，在编辑机房里不知怎么就想起了那个要惩罚大蜗牛可就是下不了手的小男孩儿。四岁的男孩儿沐浴着充沛的爱意成长，仁义而善良。他事后给自己找出的理由是：“我不知道大蜗牛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他到底是因为太饿了呢还是太爱小蜗牛了呢？但是我每天都了给他(它)们很多食物”——小男孩宁可让自己相信，即使大蜗牛真的会有吞噬小蜗牛的行为，那也是因为爱极生恶。
人类社会则需要理性与秩序，人们需要一种生命质量的完善和保障。人们在接纳生与死的自然规律的同时，一定能够琢磨出来获取多数人认同的法则与方式，使人类不用痛苦的苟活，有尊严的死去。如此，人类就会比其余生物更多了一些让生命掌握在手中的安然。
今天，陈丽应该是位自由人了。这位深爱儿子的母亲，或者和相依为命的儿子拥有一份了安静的日子;或许又有了新的家庭？
祝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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