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团——准确说是叠成了好几叠的长纸条，染有鲜红的血迹，很是张扬地躺在张翠云的脚边。看得出来，纸条是由几张质量中等的作业本纸叠制，形成一如女厕所里大人们用弃的月经纸条。纸条上的血迹新湿，仿佛还带着女人的体温。它就这样毫不害臊、不可思议的出现在了教室里，牢牢吸引着每位同学的视线。每个人都在猜想，是那种纸吗？怎么会在这儿出现？谁的呢……

 

     那是1968年的一个夏天。

     长沙的初夏，刚刚走出雨季，天不算太热，但空气却是湿漉漉的沉重闷人。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对革命领袖的膜拜仪式仍然延续着，上课下课全班起立，背诵语录或时令革命口号。

      初中一年级的一堂语文课。起立、口号、坐下——

      这次却坐不下了。全班四十个同学直直地站着，目瞪口呆地盯住了张翠云同学桌下的一只纸团。几个年龄大些的女生涨红了脸，张翠云则面无血色，惨白的双唇轻轻抖动，随时能喷出哭声。

      当时，全班共有二十个女生，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不满十二岁，都还没有真正长大成人。女同学中曾有传言，说是那几个“留级女生”很可能都已经“来了”，但流言从未被证实。

 

      那个年代，没有生理卫生课，更没有生理卫生书籍。于是女孩子们月经来潮，在暧昧的窃窃私语中变得丑陋肮脏。女同学中，谁“来了”，谁就会被划归异类，被疏离，被怪异的打量，被悄悄的议论。因此，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来了”。

 

      张翠云脸庞圆润，抿嘴而笑，嘴角闪动着一对小巧的酒涡儿。她是班上的大龄女生之一，快十四了，体态也比大多数女同学丰满，自然，她也是“来了”的怀疑对象。

张翠云的学习成绩不够好。在湖南大学附属中学的首届中学生中，她是为数不多的工人子弟之一。不过，她到底算不算工人子弟，还很可疑。我们都知道，她家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杂货铺应该是公家的，由她父母在卖东西，一家人就住在铺子里。

      张翠云同学常常不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原因似乎是课后她还得替家里照料店铺。有好几次，作为班干部，我被老师派到她家一起完成作业。看到她的生活空间就在小店，前后用货架隔开，一块蓝色印花布挂成了前后间的“小门”。大概有过那么三、五回吧，我把自己每周末绞尽脑汁从父母手中讨要来的一毛钱，消费在了张家小铺，买了几两蚕豆儿或者小花儿片。好让她多点时间做作业。如此，在同学们以“来了”和“没来”，作为阵营分界线的时代，我和她虽然模模糊糊地归属两派，但还算有些交情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片刀光剑影般的目光中，张翠云像要昏厥似的，“卟嗵”一下坐在了椅子上，疾急将脸埋进双臂，趴在了桌上。这时候，语文老师李梦苏沉静地走来，从从容容把那团污纸扫进了簸箕；从从容容地把簸箕放到墙角，再从从容容走上讲台，宣布上课。

      整整一节课，张翠云都没有抬起头来。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哭泣，是否在心中痛骂怨恨。其实她可以用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来表白和澄清她自己：“向毛主席保证，这不关我的事儿……”,但她当时没有说。

      在那堂语文课上,她始终没有抬起头来,始终沉默......

　

      唯有我知道，那团污纸真的与她无关；唯有我知道，她的沉默，是极至的善良，是一个少女的人性中极至的宽厚与义气，是对她的一个极其敏感极要面子的女同学的拯救。

      我们俩都知道，如果她当众喊出“不是我，是她……”；我一定无力反驳，但也一定会从此不再跨进那座校园。

      我就是张翠云的同桌，当时差两个月满十二岁。因为自幼多病，纤细瘦弱，显得发育迟缓。那年那月是我的初潮。

 

       多少年了，每次回想我的初潮，都会委屈心酸。当时家里女人很多，除了爸爸，全是女人。有妈妈、姑姑、保姆阿姨和妹妹们，但我就那样迎来初潮，什么都不明白，什么准备都没有独自经历恐惧、惊慌无助、无措，仿佛穿越生死。

       多少年了，我一直负重于我当时的沉默，沉默得越久，过失的污痕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