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和他的“红太阳颂”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一个与我仅仅同窗半载的黑眼睛男同学和他的一本《红太阳颂》，几乎把我推上绝路。那些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日夜，几乎练就出了一个终生痛恨男人的女人。       当年，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女，瘦弱秀丽、沉稳寡言，竟在一夜之间，由一个全校瞩目的学生干部跌落至被广大同学怀疑为“女流氓”的女孩儿，在巨大的心理失衡的冲击下，在一片唾骂的煎熬中，她还能有活路吗？ 　     “红太阳颂”，原是一首“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该曲目被收集到了一本厚厚的歌曲集中，歌曲集也就叫做《红太阳颂》。       在我家乡的小屋里，至今还收藏着一本《红太阳颂》。歌本的纸张早已泛黄，但那些自幼响在耳畔的歌曲，譬如“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浏阳河”等等，至今耳熟能详。       这本《红太阳颂》原本是初中同学——同学，仅此而已，并非同桌——王立军的至宝。         灾难缘起于王立军和他的“红太阳颂”。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工宣队军宣队，纷纷进驻湖南省各高等院校。同学王立军，随着作为军代表的父亲，转学到了湖南大学附属中学。       那个秋天，普通话流畅并且能歌善舞的王立军，在校园里闪亮登场，迅速成为学校宣传队的骨干。他最精彩的节目，是舞蹈“红太阳颂”。       我和王立军同学虽然常在一起排练节目，却恪守男女界限，从不互相打量，更不单独对话。学生干部肖晓琳同学，具有强烈的以身作则的责任感，决不与男孩儿打成一片。         即使如此，也挡不住空穴来风。况且，灾难到来得毫无征兆。       那是一个朗朗秋日，天高云淡。       清晨，我欢欢喜喜的举着一只馒头，跨进初一级二班的教室。时至今日，我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份欢喜来自手中那只夹了厚厚一层白糖的馒头。因为辅导妹妹们做作业了，馒头夹糖，是妈妈对我的奖赏。如今想来，那份清甜，犹在舌尖。       我就是那么没出息的沉浸在味觉的享受中，全然没有理会迎面而来的起哄声，径直奔向了自己的课桌。正当摘下书包落座的时候，猛然看到正前方的大黑板上，两行红色粉笔写就的大字触目惊心：“王立军和肖晓琳，假干部真下流”。       逐字逐字读过两遍之后，我完全懵了。瞬间，柔弱敏感的心灵，像一束跌落到烈火中的小树枝，我仿佛眼睁睁的看着它被烈火焚烧，嗅到了它被烧焦的味道，听到它啪啪作响的断裂声。噙在嘴里还没下咽的一块夹糖馒头，搅动起强烈的呕吐感，我捂着嘴冲出了教室……       愤怒、委屈、却又哭不出喊不出。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灾难的源头在哪里？敌人究竟在哪里？       一场精神磨难只是刚刚开始。整整一天，我紧咬双唇，艰难的捱到了放学。平日要好的几个女同学，都竟自走了，一个招呼的眼神儿都不敢留下。       愤懑的凄凄惶惶中，收到一张来自邻家女生的纸条儿，嘱咐我天黑之后在家等她，她有事要告诉我。         终于盼来了满天星斗。我随着神秘异常的呼唤，走出家门。       门口的小院落里，王立军和他最好的朋友藏在婆娑的树影中。相隔着好几米远，他简短的告诉我，他父亲的部队明天就要离校了，他把自己最喜欢的歌曲集《红太阳颂》留给我，希望我继续为歌颂毛泽东思想而放声歌唱……       捧着由邻家女生转递过来的歌本，心绪纷杂和慌乱，素来伶俐的肖晓琳同学竟然无言相对，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消失在幽长石径的尽头……这一别，再也不曾相逢。         至今，我仍然不能透彻的了解到那场磨难的成因和背景；我相信那一切都会与那个时代的少男们的特性相关，譬如青春的萌动、向往、嫉妒、好强、自尊、好奇和环境对人性的压抑等等。日后我所能捕捉到的线索，是王立军同学欲以歌本相赠的念头萌生于当天清晨，在短短几分钟内便被他最好的朋友透露给了几个最恨女干部的男生，于是，有了教室里黑板上的那两行红色大字。         夜幕中“相赠歌本”的短暂会晤，同样被王立军的好友提前发布。平素恨我心高气傲的几个男生，怀揣闹钟，早早埋伏在别处，目睹“相赠”一幕。据说，我接过歌本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十五分。       随后的那些日子，我在广大同学眼里必定形状如妖魔。每天上学和回家的路上，沿途都有低年级同学尾随其后，振臂大呼：“八点十五分，八点十五分……”更大胆淘气一些的男孩儿们，甚至向我投掷小石块，并且把我“八点十五分”的绰号，发挥到“消（肖）屎马桶、臭大粪……”       那些日子，没有朋友。在一片唾骂声中，我独往独来。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扛不动连日来的痛苦而倔强的精神较量，背着书包钻进了岳麓山林的深处。孤零零的，绕着残破凄冷的蔡锷墓地走啊走，蓦然想到要以死来作为自己品行纯洁的宣言，来向种种谣言抗争。      “以死明志”的念头在心中如苍鹰般悲壮的盘旋，最终一头扎进“怎么个死法儿”的疑惑中。吊死吗？死相太难看。像“文革”中那些被批斗的老教授们那样触电或跳楼，又怕最终满身血污太肮脏……在连日的逃学、游走和神思恍惚中，我的成绩和体重急骤下降。       正当我在不见尽头的磨难中积攒力量，筹备一个惊人的反抗时，戏剧般地迎来了雨过天晴。那天，我昂首挺胸跨出家门，一如既往地扮出无畏，却突然发现，身后没有了如影相随的叫骂声。         原来，是我的政治课的老师洞察了我的处境。她召开紧急会议调查情况，明辨真相；随后，动员各级学生干部，分头向同学们作出解释。       很快，老师把我找到办公室谈话，表示相信我品行清白端正，并鼓励我“重树威信”。       接连三天，相继有不同科目的老师找我谈话，表达他们的信任。         一场突如其来的精神磨难，最终承接了一个暖意的结局。一颗已经开始冷硬和敌意的少女之心，也渐渐地暖和了起来。       曾有一位作家将青少年时代喻为水漫金山，“大水退去，看清来路，方觉后怕”。有多少死路，竟然在不经意间一跨而过。       当时那条死路，其实是在老师的引领下跨越过去的。       当然，一个看似柔弱而内心充满活力的少女，未必真的就会去寻死，但她一定会留有一生一世的创痛，和永远的忧愤气质。 　       每个人都会经历独特的精神历程；精神事件对人性或滋养或腐蚀。“红太阳颂”事件之后，我绝不肯相信身边有关他人的任何流言；除非我看到我经历了，否则决不轻易对他人的品性，作出总结性的评价。         那些真正的老师，我一生都在感谢她们。         而那位“罪魁祸首”王立军同学，别来无恙，如今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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