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2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还未开场，已经备受瞩目。此次对话中，中美双方将围绕服务业、金融市场开放、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中国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财政部长保尔森。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吴仪的中国团队与保尔森的美国团队大有两军对阵之势。在这种阵势下，两个大国进行谈判，让人们期望很高。不过，担忧也更多。甚至有人认为美中经贸即将迎来风暴，吴仪去美国是赴“鸿门宴”。从很多报道中的担忧来看，人们看待这次中美对话并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片面的，因为在这一点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全面性被完全忽略。在期待中，人们希望一次对话可以使两个大国达成很多实质性的协议，解决很多问题，甚至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既然是经济对话，那就是解决经济问题了，这可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让我们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从全面的多维视角分析这次对话，或许，没有风暴之虞，也没有硕果之待。一切在理性中发展。
上看，我们看近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安全。从结构性战略角度分析，这个曲线图是这样的：首先是安全关系趋于稳定后，政治关系得到稳定，而政治关系稳定后，贸易摩擦浮出水面。我们可以将中美关系以危机或对抗为特征，进行分时段分析中美沟通对话的特点。
1970-1980年代中期，中美把苏联确认为共同的敌人，安全关系非常明朗，顺利建交，两国政治关系稳定下来。这一时间两国高层开始来往，各层次部门有了一定的对话交流。
1989年前后，对付苏联的共同目标小时，两国的安全关系陷入不确定状态。89年的政治风波为美国利用，成为美国确定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导致两国关系倒退，美国迅速采取鼓励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特别是老布什政府对中国施加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两国政府间的对话交流中止。这种孤立制裁的战略并没有维持太久，1992年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放松。克林顿上台后，开始采取接触战略。1994年提出“全面接触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目标是重建中美“战略对话”，力图重新将政府间的互动制度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军方的往来。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对北京进行了4天的访问。
1995-1996年由于台海危机，双方的对话交流再次中止。中国取消了国防部长迟浩田对华盛顿的访问，两国甚至分别召回了大使。1995年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为这次危机后两国领导人的重新对话和接触提供了平台。之后，共同应对台湾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成为中美两国发展关系的基本点，两国领导人又开始了互访，并在APEC峰会上进行对次对话。同时，两国还举行了防务磋商。
1999年炸馆事件和COX报告再次是中美军事交流对话停止。
2001年小布什上台开始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以及“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战略对抗期，但这次没有停止军事交流对话。
2001年9/11事件转移了美国的安全目标，中国适当地抓住了时机，与美国共同致力于通过对话交流途径 进行反恐合作和解决朝核问题。虽然，朝核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三方会谈”“四方会谈”以及多次“六方会谈”为中美通过外交对话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机制参考。
回顾这近30年的中美关系，我们会发现中美关系波动的轨迹是：从战略伙伴关系的终结到战略定位的迷失，接着模糊定位为战略伙伴（结果有名无实）； 然后经过短暂的战略对抗，最后现在进行构建新的战略合作。在前几个波动周期内，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并没有明显浮出水面，然而，在目前安全和政治关系平稳，甚至如很多人形容的“蜜月”期内，经贸问题成为两国之间的利益分歧点。
下看，这种对话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次美国与中国建立高规格的对话机制，，虽然只限定于经济领域，但其政治意义非常明显，而且其中一些微妙的变化还是颇具深意：首先，冠以“战略”二字。美国曾经并不认为中美之间是战略合作关系，因为美国认为“战略”对话是在合作伙伴之间进行，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同盟者。去年8月的中美高层会谈，美国不同意使用“战略”一词，而称之为高层会议（senior dialogue ）。这次加上“战略”说明美国对中国在其外交政策中的定位也许有变化。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在谈到这次对话时，认为“美国正在与一个繁荣的中国寻求真正的伙伴关系（The United States is seeking real partnership with “a prosperous China”）”。双方都希望在经济战略的发展目标上达成一定共识，特别是美国，更希望通过对话引导中国未来的战略方向。其次，以经贸作为高层机制沟通的平台，对目前的“经济利益”更多着墨，表明中美双方似乎都愿意淡化以往的意识形态分歧，以求在对话中创造共赢；第三，通过对话，双方可以建立稳定的经济规则和沟通机制。一旦一个正规有效的机制建立起来，双方的摩擦和争端就可以找到平息的安全阀。
左看，在经贸摩擦问题上，美国并不只与中国对话。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协议。实际上，美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对话机制，例如，美国-欧盟首脑会议，美洲对话，美国与非洲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部长级贸易论坛机制），美国与东盟：不定期会谈机制（1977年到2003年， 美国与东盟已经进行了17次对话），美国与日本、韩国等盟国之间也都有战略对话机制，美日之间的2＋2机制为例，参加的是双方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些机制并没有帮助美国解决其外交中的所有问题，如愿达到其想要的目标。例如，在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美国与很多拉美国家进行了艰苦的经贸对话谈判，结果还是没有在2005年年底如期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运行。
右看， 中美之间的对话并非为中国对美外交独有，战略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对中国外交来说早已不是新鲜词语。近年来，中国更热衷于推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而且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地区也建立了一系列对话机制，例如，中俄元首会晤机制，另外还有一个中俄国家安全磋商机制；中法战略对话 ；2005年被誉为对话丰收年。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印度外交秘书萨兰在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 ；5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举行了第一轮中日战略对话。8月，中美第一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10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英国外交部副次官欧威廉举行了首轮中英战略安全对话。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伦敦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外交兼贸工国务大臣皮尔逊等欧盟“三驾马车”高官举行首轮中欧战略对话。2006年11月中德进行了首轮副部长级战略对话。
另外，中美之间除了目前的战略经济对话，还有很多其他更早更成熟的对话沟通方式，例如，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不定期交流机制：高层互访或会谈和高层之间的热线电话。不定期交流机制如中美人权对话机制，中美商贸联委会，每年两次的副国防部长级防务磋商机制，“中国全国人大—美国参议院议会小组”机制等，以及一些功能性和专业性的对话交流机制，如反恐与防扩散交流、避免海上危机及海上通道安全等几十种交流平台和交流机制。 与以上对话机制相比，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只不过是一项高级别的重大对话机制。对话由过去的“就事论事”升级为“就事论略”，从单线解决某一议题改为寻求系统集成的一揽子办法，而且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审视21世纪全球的经济，并重新定义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
这样以来，我们从四维的角度来看待这次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的话，就会更为冷静，更为理性了。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双方都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国内压力和制度的不同等。
总之，对话与对抗相比，不是坏事，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