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拍像(上)
(1966.6—1976.10)
以下文字节选自美国《光圈》杂志（APERTURE）2004年秋季号关于《红色新闻兵》的书评“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书评中有关李振盛自拍像照片的论述。作者：科林·潘涛尔(Colin Pantall)，译者：王瑞。
李振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个人历程，显现于他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自拍像照片上。李振盛本人带有个性气质的仪态，与他的新闻摄影作品所显示的粗犷现实主义气氛，互相形成很大的反差。
“之所以我会有这么多的自拍像照片，因为我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 李振盛说：“我总是在照相机里留下一张没暴光的胶卷，以用于拍摄在返回报社途中可能遇到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情。为了不浪费胶卷，在冲洗前我就把最后的那张照了自拍像。”
这些自拍像照片，也反映了李振盛的个人生活和命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李振盛将自己演示为一个真实相信毛主席的形象，他模仿电影里的英雄造型，袒露胸脯，坚定的眼神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前去战斗。1967年5月的自拍像照片，他满脸喜气地站在女朋友孙培奎的身后。两个月之后，因其母亲由于“狗地主”的成分自杀身亡，培奎为了不连累李振盛而离开了他。这后来的自拍像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李振盛手持他的禄莱照相机，脸上露出因失去最初恋人的痛苦表情。8月李振盛又给自己照了自拍像，这时是跟他新的女朋友祖莹侠（他未来的妻子）合影，经过苦难以后，在他精力充沛的脸上又恢复出了笑容和活力。
1969年李振盛也遭到批判，他有两年的时间是在中苏边境的一个“改正”学校（柳河五七干校——译者注）度过的。李振盛历尽艰辛挺过来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那些底片也保存下来了，他把底片用油布包好，藏在他家的地板底下。
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到了官方的结束点。中国从革命的共产主义转型改革。尽管如此，李振盛的照片直到1988年3月才得以公开面世，他的20张影像，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上获得了一等奖(“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系列新闻照片大奖——译者注)。联系图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的共同创办人和《红色新闻兵》的编辑罗伯特· 普雷基（Robert Pledge）回忆道：“那年的十二月，我见到了李振盛，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尽管我还没有见到他的很多影像，然而他是那么有说服力地使我同意随后一起合作，把他的作品出版图书和举办展览。”
——2007年2月8日于纽约无为斋
1966年6月15日，我在办公室里又一次利用禄来福来相机中的最后一张底片拍自拍像，我有感于自己学电影摄影而没能干成电影摄影的遭遇，便萌生一个创意：体验一次自编、自导、自演、自摄的感觉，将电影创作中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四项头衔集于一身。我把相机放在窗台上，敞开胸膛，直视镜头，就像电影中常见的英雄形象那样，我故作大无畏面对敌人枪口的英雄状。
美国《光圈》杂志的书评则把这张照片解读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李振盛将自己演示为一个真实相信毛主席的形象，他模仿电影里的英雄造型，袒露胸脯，坚定的眼神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前去战斗。”
文革初期，省委机关报的记者凭记者证采访拍摄红卫兵集会时，常常会被视为“黑省委的黑探子”，怀疑是为“黑省委搜集整群众的黑材料”，经常受到红卫兵的责难。我发现凡是佩戴红袖标的人便可随意拍照，红卫兵把佩戴袖标的人都看作是造反战友。当时我一直在申请却没有获准加入报社编辑部唯一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总队”，因此戴不上红袖标。为防止外出采访因没有红袖标而遭到盘问，我从报社印刷厂红色工人造反团借来一枚“赤卫队”袖标，外出采访红卫兵造反点火大会临时戴上，回报社之前要收起来以免被人发现，对立派会攻击“没有加入造反组织却佩戴红袖标”。我在1966年7月6日在办公室里佩戴这枚红袖标拍一张自拍像作纪念。一个半月以后的8月28日我串连编辑部七名青年人发起成立“红色青年战斗队”，从此公开戴上自己的“红卫兵”袖标去采访，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戴别人的袖标了。
我一直珍藏着这枚“赤卫队”袖标，自2003年起，在我的环球影展中同时展出一些我当年用过的“文革文物”，其中就有这个袖标。
以上两幅自拍像是在我办公小屋的一个小角落拍的，以后的不少自拍像也都产生在这里。我初到报社是见习记者，本该一年后转为记者，但一直没有办理手续。我当时负责通讯员来稿登记和发放稿费，计算稿费专用的算盘平日就别在水管与墙壁之间缝隙里，每到月底填写稿费单时用一次。我用的是一张三抽屉办公桌，另外4位资深记者在外面大间里，组长和副组长用的是“两头沉”办公桌，他俩坐的是软椅子；另两位资历稍浅的用的是“一头沉”办公桌，他们两人和我都坐木板椅子。
文革刚刚爆发的头两个月里，虽然有红卫兵的各种集会及散发传单等活动，社会生活秩序还没有发生很大的混乱，人们还照常生活与休息；但是进入8月份形势逾演逾烈，开始了“破四旧”运动，社会变得疯狂了。这是在尚且平静的1966年7月19日，我与报社编辑部的体育记者刘文山(右)一起到松花江边野餐，三瓶啤酒，两个面包，两根黄瓜，一根香肠掰两截，把这些东西往报纸上一摆，就算是丰盛的美餐了。
一个多月后8月底，当我发起成立“红色青年战斗队”时，因嗓门响亮被称为“刘大炮”的刘文山成为我们的七人造反队的中坚力量，凡是遇到对立的两派组织大辩论时，他的大嗓门一声吼，震慑力极强，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声音压下去了，“刘大炮”屡建战功。
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他担任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直至退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2006年5月日本NHK电视台到哈尔滨采访时，他面对电视镜头忆当年，感慨万千。
哈尔滨夏天的松花江畔是美丽的，文革刚刚爆发不久，社会尚未进入全面大动乱之前，人们照例会到这里来休闲散步。1966年7月未的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和同一间单身宿舍的室友邴迎年上街散步，我们走过因建筑风格享誉国际的中央大街，来到松花江边防洪大堤上坐下来聊天，等到夕阳即将从太阳岛落下时，架起禄来福来方箱相机，从取景框中调整好两个人绝对侧面的角度。当拨动自拍机时我(左)跑过去坐在预定位置上，故作挥手讲话的姿态，让室友小邴打开纸扇作微笑交谈状，自拍下这一张富有小资情调的剪影照片。
哈尔滨市每年的8月1日都要在松花江上举办群众性的军事体育游泳活动，称为“八一江上运动会”，在文革爆发两个半月的1966年8月1日，哈尔滨照例举行这种运动会，我参加采访时在松花江边留影。
但是，这一年的7月16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长江里游了一次泳，当时报纸报道时称为“毛主席畅游长江”。从第二年开始，哈尔滨取消了多年的“八一江上运动会”，改为年年要在7月16日这一天举办“隆重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周年”活动，我从1967年的畅游长江一周年拍起，一直拍到十周年，每年都留下一张自拍像。
1976年7月16日“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十周年”时人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呼声仍在回响，53天后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纪念畅游长江的活动了。据说，后来哈尔滨又恢复了“八一江上运动会”。
以上三图记录着一个十分传奇的故事，1966年10月初，我奉派随黑龙江省三派不同政治观念的红卫兵造反团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首都红卫兵不准许一些洋里洋气的“帝”字号(美帝国主义制造的)、“修”字号(苏联及东欧修正主义国家制造的)的汽车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招摇过市，国务院集中将这类车分配到边疆省份去“废物利用”。当时分配给黑龙江省6辆，其中一辆是外国贵宾赠送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的专车，是美国制造的“墨丘利”豪华高级轿车。正等待批下火车皮就运回哈尔滨。
当三派观点对立的红卫兵(哈军工为首的三派是：红色造反团、八八造反团、东方红造反团)进京大串连时，黑龙江省委为表示“一碗水端平”地支持三派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指示驻京办事处将这6辆待运车分配给三个造反团临时使用，每个团两辆。陈毅专车和另一辆分给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车开回驻地以后，红卫兵们造反了，坚决抗议造反团头头们使用这辆洋气十足的“帝”字号汽车。
我当时正在那里采访，一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们不敢使用这辆车，他们决定要送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我见机便主动要求用它作为采访车，他们同意了。为了使这辆“墨丘利”能在首都跑起来，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在车头和车尾都贴上“反帝”标语(见上图)，二是在前车窗贴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见中/下图)，这样便可以在北京街头畅通无阻了。我创造了一个“奇迹”，陈毅专车归我当采访车用了一个月。
人有了权就会谋私，在京的8位老同学一起乘这辆宽体车去游香山，加上司机是9个人竟然可同时乘坐。我们的合影照片由左至右：刘镜波、李振盛、赵立魁、黄邦一、刘凤武(司机)、郑连义、韩居策、于小平、李治元。
我在北京使用这辆陈毅专车期间，曾在天安门及香山引出一段又一段的趣事(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我的《追忆瞬间》一书收入一篇《1966年10月，陈毅专车归我用》的故事，日后我会连同照片发到博客上)。
1967年1月，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被首都新闻界造反派夺权了，成立了“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号令全国各地的报社造反组织前来北京加入，如有不同造反观点的两派组织，可以互派代表到北京当场辩论来确定谁是真正的造反派。我作为黑龙江日报社“红色青年战斗队”首席代表赴京与对立派“红色造反总队”大辩论，我自己动手写攻击对立派的大字报贴在全国记协的四合院里，内容是“革命的红色造反者不靠造谣过日子！《黑龙江日报》的一小伙人还是不要在北京招摇撞骗吧！”最后落款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黑龙江日报红色造反团红色青年战斗队赴京战斗组—六六年一月五日”。我贴出大字报时站在前边拍照留影。
在辩论中我作为“红色青年战斗队”的“主辩手”，想尽办法用大量事实把对方说成是保守派，强调我们都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指责他们队伍不纯，有“黑五类”人物混入其中。“红色造反总队”的“主辩手”是中年编辑薛运福，他极力证明我们是保守派，说我们有保皇倾向。两派都在争当造反派，都强调自己的组织是真正的革命的造反派。我清晰记得当时代表“总部”主持我们两派辩论的人，是蚌埠日报社红色造反团一位中年记者，他们早期参与首都新闻界造反派夺取全国记协大权，是“总部”最早的成员。经过两天的大辩论，我们“红色青年战斗队”大获全胜，被“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正式宣布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并向我们颁发特制的印有毛泽东手迹的“红色新闻兵”袖标。
(注：38年后从当年的这枚红袖标引伸出我的摄影集《红色新闻兵》的书名)
1966年1月6日，我和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老同学在北京前门拍照留念。左起：鹤岗日报社的张清贵、黑龙江日报社的李振盛、辽宁电视台的金守泰、新华社的李治元和何宗跃。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造反派举行联合夺取省委省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的誓师大会，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专程赶到哈尔滨在誓师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表示坚决支持，热烈祝贺。我将莱卡相机交给在场的同学刘歧祥，让他到对面去为我拍下这张采访现场工作照。
1967年1月31日，采访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夺权誓师大会后，随着群众游行队走回黑龙江日报社。左边胸前挎相机者为毕业时分配到黑河县公安局搞刑侦摄影的同学刘歧祥，他不适应刑侦摄影工作，很快回到哈尔滨另行分配，我介绍他到第一家接受我的单位黑龙江省农业展览组去工作，文革中他临时到黑龙江日报社帮忙搞摄影采访工作。
以上两张图片就是美国《光圈》杂志书评“把革命进行到底”中说的：“1967年5月的自拍像照片，他满脸微笑地站在女朋友孙培奎的身后。两个月之后，因其母亲由于‘狗地主’的成分自杀身亡，培奎为了不连累李振盛而离开了他。这后来的自拍像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李振盛手持他的禄莱照相机，脸上露出因失去最初恋人的痛苦表情。”
(注：2003年6月26日至9月27日，由法国文化部主办题为《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环球影展，在地处巴黎市中心的叙利宫摄影历史博物馆首展时，他们采用我手持禄来福来照相机的自拍像印制影展请柬和招贴画，并制作两张3.5米高的巨幅海报，在叙利宫庭院及临街大门前悬挂了三个月)
孙培奎原就读于大连市金县高中，1960年夏天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在大连招生，中学老师推荐她去考表演系，她原本想学医，并不愿意当演员，考试时她连无实物小品都不会表演，口试谈理想时她说不喜欢作演员，但是主考老师认为她的端庄形象很适合电影中某些角色，最终还是录取了。我们作为大连同乡一起到长春读书，她的封建传统思想很重，每当老师布置“恋人”一类的小品作业时，她拘泥于传统意识放不开，表演总是不到位。到1962年电影专业调整时，她主动要求转学到吉林师专去学中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四平市教中学。
在校期间，我们友好往来，每当放寒暑假时，我们同车返回大连，渐渐萌生爱意。那时，我们俩都主张在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一定要征得双方家长的同意，我曾带她见过我的父亲，父亲很高兴；她又带母亲从郊县赶到市区来看我(相未来的女婿)……在大饥荒的那两年，我们都是饿着肚子上学，每月发的粮票根本吃不饱，她总是千方百计节省出几斤粮票偷偷塞给我，她宁肯自己吃不饱，也要让我少挨一点饿。
到文革初期，她母亲是金县纺织厂的纺织女，被金县街道造反派诬为“地主婆”，扬言第二天要戴高帽挂牌子游街批斗，这位42岁的女工为维护做人的尊严，愤然上吊自尽时绳子却断了，最后一头撞向院子里厕所石头墙上，惨烈死去。这样一来，母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使孙培奎一夜之间变成混进革命教师队伍中的“地主狗崽子”。
1967年5月她再次来到哈尔滨，当我想与她合照一张照片时，她说没成为夫妻的男女不应当照双人合影。我便采用为她拍镜中照的方式，告诉她角度不同只能照到她一个人，其实把我自己也拍到画面中了，如此才完成了一张“合影”。开始她强忍悲痛并未对我讲实情，后来向我哭诉母亲的悲惨遭遇，她害怕家庭成分给我造成政治影响，她坚定表示要为爱而分手，留下一张纸条不辞而别，悲痛地结束了我们之间长达六、七年的恋情。为了让我死心，她很快与他人结婚了，给我寄来一张二寸结婚照片，劝我彻底忘了她吧。
美国《光圈》杂志书评中说：“8月李振盛又给自己照了自拍像，这时是跟他新的女朋友祖莹侠（他未来的妻子）合影，经过苦难以后，在他精力充沛的脸上又恢复出了笑容和活力。” 所指的就是这一张自拍像，这张照片是1967年8月20日在我办公桌旁那一个小角落里自拍的。
[注：本期博客照片均为未加剪裁的原始构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