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陈毅专车归我用
呈现在博友网友面前的这幅照片，拍摄于文革初期，是我与北京学友同乘这辆豪华轿车到香山秋游时的合影。
照片中这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墨丘利”高级轿车，非同寻常，它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专车，据说是一位外国贵宾访华时赠送给陈毅外长的礼物。
1966年10月，我作为黑龙江日报社一名26岁的年青摄影记者，奉派在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连时，陈老总的这辆专车竟奇迹般地成为我的采访车，归我使用了一个月。
今天说起这件事来，许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真实故事。
人只要有点权就想谋私，人人都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本人亦如此。1966年10月16日，我用临时成为我采访车的这辆陈毅专车，拉着在京的学友去游香山，为让这辆“帝”字号的车在北京畅通无阻，我在前车窗贴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在车头车尾贴上“反帝”标语，红卫兵见了不再拦截了，反而向着“红司令”的照片挥动“红宝书”呢。但是，去游香山的这一天因在郊区公路上高速疾驶，车头前边的“反帝”标语被风吹飞了。
照片中的8位老同学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我们与刘司机一起合影，由左至右为：刘镜波(已故)、李振盛、赵立魁、黄邦一、刘凤武(司机)、郑连义(已故)、韩居策、于小平、李治元。(自拍照片)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文革”初期，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最新指示”。一时之间，举国上下的大学和中学的青少年学生，奋起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团，红卫兵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革命大串连。
造反派们都说自己是最最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都说自己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都说自己是最最革命的红色造反者，都说自己是最敢造反的红卫兵。他们都是以《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作为武器，极力攻击对立的造反派是“保守派”或“保皇党”，各派均以“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为荣，以打垮对立派别为快事。
大串连重走长征路 红卫兵汇集北京城
1966年8月至11月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万红卫兵，这些革命小将分批汇聚到当时自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北京，接受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的检阅。红卫兵把在北京受到检阅而爆发出来的狂热激情，无限制地扩散到四面八方，一场祸国殃民的“红色恐怖风暴”旋即席卷神州大地。
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或结队仿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式，徒步踏上新的长征路；或集体免费坐汽车、乘火车，去韶山去延安瞻仰革命圣地。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驰骋南北，纵横东西，轰轰烈烈地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大串连，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行煽造反之风、点造反之火为实。
“文革”初期，人们除了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色电波”中倾听“中央的声音”，或从报纸上的“最高指示”中领会“中央的精神”之外，更多的信息则是从北京传播到各地的“小道消息”。各种传播“中央精神”和“北京消息”的传单满天飞舞，大字报、小字报到处张贴。谁拥有代表中央精神的小道消息最多，谁就最有资格来呼风唤雨，指点江山。
黑龙江省有一所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及全国各地的许多“高干子女”就读于这所大学。这些学生与北京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军工自然成为散布小道消息的大本营，也成为黑龙江省革命造反的策源地。因此，哈军工造反派的观点便成为黑龙江省各大专院校，乃至社会广大群众革命造反的重要参照系。
有一种现象很是奇怪，他们都说是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都说是遵照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办事，哈军工的数千名大学生们却以政治观点划线，大分裂，大组合，分化成不共戴天的三个都是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的造反派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毛泽东思想八八造反团、毛泽东思想东方红造反团。
哈尔滨的十几所大专院校以及社会各界乃至每个家庭，也跟随着哈军工的三派观点分化组合。八八造反团的观点较为温和，人数最多；红色造反团的观点最激烈，人数次之；东方红造反团持中间立场，人数最少。他们之间互相攻击对方是“假造反真保皇”，闹得不可开交。使整个社会都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有的家庭才三四口人，也分裂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或三派，都说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或指责父母，或指责兄弟姐妹是保守派，好端端的一个家，常常为这看不见摸不着的“观点”而争吵不休。
黑龙江省观点不同的派别在哈尔滨的造反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伙在狠斗省委书记，另一伙则在“火烧东北局”。
一伙造反派把7名省委书记押到哈尔滨北方厦集体批斗。
一伙造反派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火烧东北局大会”。
1966年10月18日，是毛泽东第四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日子，中央文革小组提前下令各省组织安排红卫兵小将到北京参加革命大串连，接受伟大统帅毛泽东主席的检阅。黑龙江省不共戴天的3个造反团在这无比崇高的政治待遇面前都当仁不让，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八八造反团，主张按人数比例派代表；人数最少的东方红造反团，则要求大团小团一视同仁；观点激烈的红色造反团，强调应按革命造反精神分配代表名额。
这使省委和省政府那些尚未被打倒，仍在战战兢兢坚持工作的领导人十分为难。他们只有支持革命小将的份儿，那有敢得罪革命小将的胆儿。对任何一派都不敢说个“不”字，对3派之间的你争我斗只能是和稀泥、搞调和。
时任黑龙江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的谭云鹤，受命代表省委负责协调组成红卫兵赴京代表团的工作。
40年后，已经离休的谭部长在北京三里河部长大院的寓所里对我回忆起当年情形，他说经过几个日日夜夜与各高校造反派的艰苦协商谈判，好说歹说总算是把3个造反团暂时拢到了一起，终于达成一个被各派勉强接受的折衷方案，联合组成了一个黑龙江省红卫兵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代表团。
不共戴天的三伙造反团的红卫兵在省里的统一安排下，分批乘专列奔赴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我作为东北边陲省份的《黑龙江日报》记者，受编辑部领导指派，随同黑龙江省数万名红卫兵赴京采访，去报道他们接受检阅和大串连的活动。我曾多次采访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破四旧”的活动，与他们比较熟识。这次，他们特别邀请我与红色造反团同行。
10月2日，4名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奉命护送我上火车，他们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为我开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车。车厢里的拥挤状况令我大吃一惊，普通的硬座车厢里，凡是能站立或可坐卧的地方都挤得满满的，两个人坐席挤坐3人，3个人坐席挤坐5人，茶几和坐席靠背上都坐满或站满了人，坐席下面的地板上和狭窄的行李架上也横躺或斜卧着不少人，连那个小小的厕所里也挤进十几个人……
这那里是载人哪!我以前曾采访过铁路往南方运送生猪的货运列车，装猪的车厢也不至于这样挤呀!
形而上学破四旧 陈毅专车被造反
经过20多个小时的疲惫不堪的旅程，终于到达了红卫兵朝夕向往的北京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进“世界革命中心”天安门广场，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
以上4图：全国各地大串连来到“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红卫兵，日日夜夜在天安门广场上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
黑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负责接待数万名进京接受检阅和大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把三派造反团的头头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中央划拨了6辆“不宜在京使用”的汽车给黑龙江省，这些汽车暂存放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等待铁路部门有车皮时就发运回哈尔滨。
为大力支持红卫兵小将在京的大串连活动，省里决定把这6辆轿车暂时分配给3个造反团当工作用车，不分大团小团，每个造反团两辆，并由省政府交际处派来的司机为各造反团开车。
各造反团的头头们喜出望外，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来到北京居然还能坐着高级豪华的小汽车去进行革命大串连!
原来，这些“不宜在京使用”的汽车，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要净化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反帝反修的坚定意志，强化“破四旧”的力度，中央决定：凡是中央机关使用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制造的洋里洋气的汽车，一律不准在北京招摇过市，统统“下放”到边远省份去“废物利用”。
革命激情无比高昂的毛泽东，把小小的阿尔巴尼亚誉为“屹立在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与中国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革命战友；把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统统称为“修正主义”，说他们都背叛和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美国为首的英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都称为“帝国主义”，说他们图谋称霸全世界。
分配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两辆轿车中就有一辆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专车，这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墨丘利”牌高级轿车，当时的产量很少，在各国并不多见。是一位外国元首访华时赠送给陈外长的礼品，在中国仅此一辆。
这辆宽敞豪华的“墨丘利”轿车，流线造型相当奇特，两侧镶有亮锃锃的金属线，将车身分为上白下黑两色，前后都有双排车灯，如果不看驾驶座上的方向盘，几乎分不出车头和车尾来。
开这辆“墨丘利”的司机是省委接待办派来北京的刘凤武师傅，他驾着这辆陈毅专车绕过乱哄哄的大街，穿行在僻静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劲儿才开到红色造反团的驻地。
红卫兵看到这辆怪模怪样的轿车，气就不打一处来，又听说这辆车的主人竟是陈毅，更是义愤填膺。那时，首都高校已有迹象把矛头直指外交部，说它多年来一直在搞“投降外交”，而陈毅身为外交部长，难脱其责。后来，北京一些造反派很快便揭发陈毅“执行一条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相对抗”。
“我们踏上革命造反的万里长征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你们这些头头们就开始变修了!红色造反者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红司令’毛主席的身边，是来大串连的，是来干革命的。你们竟然敢坐‘世界头号敌人’——美帝制造的豪华轿车，红色造反者面对这种崇洋媚外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红色造反团驻地的大院里很快贴出的许多大字报，把愤怒的矛头直指造反团总部的头头们。
“谁胆敢乘坐陈毅的专车，谁就是彻头彻尾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就要把他们拉下马!”
红卫兵们发出了严正警告。他们还引用当时极流行的《造反有理歌》中最后的两句口号：
“谁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别看造反派的头头们平日里指挥着红卫兵随意地给别人扣上各种名目的大帽子，其实他们自己也怕“戴帽子”。如果谁被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顶帽子，那可不是好玩儿的，不能继续当头头不说，弄不好还要被拉下马来挨批挨斗。
红色造反团总部马上召开会议，研究该不该使用省驻京办分配的这两辆车，研究结果是：先留下那辆不算太洋气的东欧“修正主义国家”制造的“修字号”汽车，作为总部的工作用车；坚决拒绝使用美国制造的这辆怪里怪气的“帝字号”汽车，把它退还给国管局车队。
“革命造反为防修，帝、修汽车一边丢；我们有双铁脚板，万里长征徒步走。”红卫兵拥护总部拒绝使用陈毅专车的决定，贴出的大字报抒发豪言壮语。
东奔西跑乘公交 坐采访车最畅通
我当时住在前门大栅栏一家小旅馆里，而黑龙江省进京大串连的红卫兵分散住在海淀、丰台、东城、西城几处相距很远的地方。遵照省委对这3个造反团“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我要不偏不倚地报道他们在北京的大串连活动，少报道了哪个造反团的活动，他们就会不高兴，就有可能招来麻烦。或向省委向报社提出抗议，或围攻报社吵闹不休。
我每天背着照相机去乘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分别采访那3个造反团的活动，常常是跑了大半天也没找到地方，或者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所搞的活动早已结束了。弄得我整天为搞平衡而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那天我赶到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地去采访时，看到大院里乱糟糟地贴着很多造陈毅专车反的大字报，知道此事的究竟以后，我灵机一动，找红色造反团总部的头头商量。
“既然你们决定不用这辆陈毅的专车了，那就给当我采访车用吧，这也算是‘废物利用’嘛。我有了采访车，就能更好地报道你们在首都的革命大串连活动……”
我诚恳地向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总部的头头们提出了这个要求。
“你要是不怕惹麻烦，就归你用吧。”
他们正打算派人把车送还国管局车队，一看省报记者想用，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接着，一再嘱咐我有了这辆采访专车，就要多多报道他们造反团在京的各项活动。
真没想到竟是如此容易，没费多少口舌，这辆陈毅专车就归我用了!
这时，有些红卫兵好意地告诉我，凡是“帝字号”和“修字号”的汽车，一律不准在北京街头通行，红卫兵纠察队经常在大街上巡逻，见到这类汽车一律查扣。
“革命小将们，请你们放心吧，我会想方设法让这辆‘帝字号’的汽车能在‘世界革命中心’通行无阻的。”
在我打算去要这辆陈毅专车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确保能在首都街头通行的包装方案……
在大破“四旧”那一阵子，有些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人手一把剪刀，组成纠察队在街头巡逻。看到谁穿宽松的“喇叭裤”，强行拦住就给你剪开，逼你回家去改窄了再穿；看见谁穿紧身的“鸡腿裤”，上前截住当众剪开，逼你回家去加宽了再穿。一时闹得人人自危，不得不都穿上清一色的宽宽大大的蓝灰色制服，而草绿色的军装则是当时的最时髦、最流行的“革命装”。
北京到底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革命造反就是彻底，既革“帝、修、反”的命，也造他们制造的汽车的反。当时，我在首都街头看到一种现象：凡是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汽车，车头和车尾上都贴着“反帝”两个字；凡是苏联、波兰等“修正主义国家”制造的汽车，车头和车尾上则贴着“反修”二字。若有人胆敢驾驶应该贴却不贴“反帝”、“反修”字样的汽车上街，红卫兵发现了就马上拦住扣下，轻则对司机和乘车人没完没了地盘问指责，重则当场揪出来就地批斗。
有个别还没有贴上标语的，或者是贴了标语又被风刮掉了的“帝字号”和“修字号”汽车，没有人敢开到长安街上去跑，大多都是偷偷摸摸地在小胡同里钻来绕去的。有一次在西单路口，我曾遇到一幕滑稽场面：一位司机开着一辆好像是波兰制造的汽车被拦住了，红卫兵质问他为什么不贴“反帝”或“反修”二字? 他灵机一动说道：“这车是阿尔巴尼亚制造的，是社会主义的车!”那时懂得外文的人也不多，红卫兵也认不准它到底是哪国造的车，也不知道小小的阿尔巴尼亚能不能制造出汽车来。这位司机聪明的应变招数，让他躲过一劫。
此事启发了我。为了让这辆格外显眼的陈毅专车“墨丘利”能在北京街头行驶，我策划了一个包装方案：
第一步，先到新华社摄影部去找老同学帮忙，要了一张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的8英寸黑白照片，用透明胶贴在前车窗右侧最明显的地方。
我到新华社找老同学要一张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贴在前车窗右侧最明显的地方。那些来北京大串连的红卫兵们见到“红司令”在向他们招手，一个个都举起“红宝书”冲着这辆车欢呼呢，也忘了看看这是“帝”字号还是“修”字号的车了。
第二步，开车去前门大栅栏找到一家文具用品商店，购买纸笔墨汁，当场书写“反帝”两个字的标语，把它贴在车头和车尾上。
当我刚刚完成了第一步包装时，为我开车的刘司机怀疑我这种办法能灵验吗？他仍然有点犹豫，生怕跑在街上被红卫兵截住挨斗。我拍着胸脯向他保证：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招手的照片为咱们开路，谁敢拦截？一定会畅通无阻的。
果然如我所料，红卫兵看到这辆怪里怪气的车竟然胆敢跑到长安街上，老远就横眉立目地挥手示意停车，等车开到他们眼前时，红卫兵才发现车窗上有“亿万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在向他们招手呢，他们立即改变了态度，面部表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先满脸的怒气，立马变成了幸福的微笑，还冲着那张毛泽东的照片挥动“红宝书”呢。
剩下来的第二步方案，就是去购买写“反帝”标语的纸笔墨汁了。
那时，中国大地上正蓬蓬勃勃地兴起一股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的“忠字化”运动，唱歌要唱“忠”字歌，跳舞要跳“忠”字舞。就连在商店里购物也要体现“忠字化”，顾客和售货员都要先背诵一句“最高指示”，才能进行正常的买卖。通常是顾客首先背诵一句或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告诉售货员自己要买什么东西；售货员也要先背诵一句或一段“最高指示”，才从柜台里为顾客拿货品。如果有那位顾客不按照这套程序办事，而是直接呼喊售货员要买东西，就不会有人和你搭话，连理都不理你。
“墨丘利”顺利地开到前门大栅栏，在一家文具用品商店门前停车，我赶紧跑进商店里去买纸笔墨。我也有样学样地照着别人常用的方式与售货员对话。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服务员同志，我要买标语纸、毛笔、墨汁和浆糊。”
我一本正经地对售货员说道。
“‘为人民服务’——同志，您要买多少？”
售货员讲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习惯地把“你”说成“您”，我听见这种称谓倒真有一种受到“尊称”了的感觉。
“‘要节约闹革命’——我想买一张标语纸，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一瓶浆糊。”
我还询问是否卖散装的墨汁，因为只想写几条两个字的标语，买一大瓶墨汁也用不完。那位女售货员一听还有买散装墨汁的，就满脸的不高兴。
“‘要斗私批修’——我们的墨汁都是论瓶卖，没有散装的。”
售货员冷冷地说，尔后从货架子上给我拿了一张标语纸、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一盒浆糊。我猜想她说的“要斗私批修”大概是不满意眼前这个顾客如此小气，连买墨汁都不想买整瓶的。
交完钱开了发货票，我借用一把裁纸刀，把标语纸裁成像书本大小的长方纸条，工整地写上“反帝”两个大字，一连写了十几条，以备被风刮破或刮掉时可随时更换。
“反帝”标语贴在车头和车尾上，在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大栅栏里，红卫兵一看这辆轿车上既有旗帜鲜明的“反帝”标语，又有“红司令”在向他们招手的照片，毫无疑问是一辆“革命车”，便顺利放行。
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招手照片，虽然在全国各种报纸上整版地发表过，但那时都是锌版印刷，图像效果并不很清楚。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照片呢，红卫兵们一看我这辆车上贴的竟然是真实的照片，怎能不兴奋？尤其令那些从边远地区进京的红卫兵们更是激动不已，他们纷纷冲着车窗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有的人还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动地在那狭窄拥挤的小胡同里为我的汽车开道。
没想到一张小照片，竟有如此大的神威；再加上车前车后贴的“反帝”标语，就威力无比了。
我一口气写下十几条“反帝”标语，作为疯狂岁月中的特殊通行证，以备不时之需。我将亲手写的“反帝”标语贴在陈毅专车的车头和车尾，再加上车窗里贴着毛主席像，在北京城里就可以通行无阻了。
这么一来，可把司机老刘乐坏了，看着车外欢呼雀跃的红卫兵那一张张的笑脸，他也高兴得两手不断地按着喇叭，他说开了十几年车，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一再说真过瘾，真过瘾!
当晚，我即兴在采访本上写下打油诗一首：
陈毅专车“墨丘利”，
美帝制造样子奇；
首尾难辨两头翘，
北京城里不容你。
车窗贴上毛主席，
车头车尾有“反帝”；
装扮一番满街跑，
红卫兵都笑迎你。
“帝字号”的车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车”，陈毅专车成了我的采访专用车，开着它在北京街头纵横南北，驰骋东西，都畅通无阻。我很为自己的这一精心包装之成功而自豪，比起那些动不动就被红卫兵拦截查问的汽车来，我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安全感”，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幸福感”。
为加油动之以情 屡奏效汽车照跑
我的采访专用车可以自由地行驶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了，可是刚跑了两天，问题就来了：汽车需要加油。这汽油可是紧缺物资，都是凭票供应的，这可怎么办呢?
那时加油可不像现在这样，只要有钱就能加到汽油，六十年代的中国物资极其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凭券，汽油尤其金贵，油票都是按计划分配，很难搞到手。
我曾找过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希望能得到支持与帮助，设法解决一些汽油票。
“驻京办的油票也很紧张，我们有的车也因缺油而‘趴窝’了。你这辆车如果是由红卫兵用它当大串连的工作车，省政府可以补贴一些汽油票。你作为省报记者用它当采访车，所用的汽油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人家说得很客气，让我没话可说。
第三天，我的汽车正由西向东经过天安门时，突然熄火，没油了。不当不正地抛锚在金水桥前面，可把司机急坏了。我赶紧打听附近哪里有加油站，人家说最近的就是东单了。好在那时整个北京城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交通管理也并不严格，车虽然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所，也没有交通警察马上过来查问。
司机老刘让我到车后面去推一推，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一个人怎么能推得动呀。
“红卫兵战友们，我是来自反修前哨的黑龙江省的省报记者，是专门到北京来采访报道你们红卫兵小将革命大串连活动的。现在这辆汽车没有油在这里抛锚了，请大家发扬雷锋精神，帮忙把汽车推到前面不远的东单加油站去。”
我看到旁边有许多红卫兵在围观这辆造型很特别的车，我便举起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挥了一挥，高声向他们喊道。
我很真诚地说这番话后，又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围观的红卫兵一看这辆车的前后都贴着“反帝”标语，还有那张令他们激动不已的毛泽东主席向他们招手的相片贴在前车窗上，又听说我是来自“反修前哨”的记者，就一下子上来十几个红卫兵，有的在后面推，有的在两侧拽，就这样连推带拽，汽车向前慢慢移动了。经过天安门广场的交通岗时，警察还向我们挥手致意呢。
没想到这“不远的东单”竟然走过了好几个街口。这些红卫兵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没人有怨气或发牢骚。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了东单加油站，人家说没有汽油票不能加油。
“我是从东北边疆反修前哨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来分享你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
情急之中，我又把在天安门前讲过的一席话说了一遍，特别加上一句“来分享你们生活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这类动之以情的话，加油站职工听了这番令他们感动的话，他们的态度似乎有点松动了。
“你们看，毛主席在向你们招手呢，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从边疆来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连，采访用的汽车没有油了，也会同意给我加油的。革命的战友们，请你们伸出无产阶级团结友爱之手，给加点汽油吧，让我能采访好毛主席检阅红卫兵这件大事，让边疆人民能看到这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能与首都人民共同分享这幸福的时刻……”
我特意指着前车窗上的那张相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友谊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我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以后，又带领着那些帮忙推车的红卫兵一起挥动“红宝书”高呼口号：“向首都工人阶级学习!向首都工人阶级致敬!”
也不知道是我的一片真情打动了他们，还是首都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是高，只见加油站的几个臂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在一起商量一阵儿 ，竟然同意给我的车加油了，而且还不收我的钱。
“您是来自反修最前哨的记者，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应该得到首都工人阶级的友谊与支持。”
加油站的工人师傅诚恳地对我说。
“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后，加油站的工人师傅和我们一起挥动“红宝书”高呼那时最常喊的口号。
从此以后，凡是遇到该加油的时候，我就如法炮制，屡屡奏效。
当年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殊时期，到处都在“以革命的名义”破坏着或挥霍着国家的财产，只要你能说出一个在政治上站得住脚的过得硬的理由，就能把本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也顺利地完成了。
我所在的黑龙江省与苏联接壤，当时，中国批判苏联共产党是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与“苏修”比邻的黑龙江就成了全国的“反修前哨”。仅凭这一点，就是一个十分过硬的政治因素，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说是“来自反修最前哨”，就好像我们是在那里用胸膛抵挡着“苏修”的枪口似的，令人肃然起敬，办事都会比较顺当，都会有人肯帮忙。其实，我工作与生活的省会城市哈尔滨，离真正的“前哨”还有千里之遥呢。再加上我这次是专门进京采访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大事，正像东单加油站工人师傅所说的“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这个政治理由也相当过硬 。两个过硬的政治理由加起来，足以赢得人们的无私支援。
现在，人们常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在那个狂热的岁月里，到处都在供应着“白吃的三餐”。凡是参加大串连的人，乘火车、坐汽车、住宿、吃饭全都不要钱，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专门迎接这些白吃白喝的“毛主席的客人”。许多红卫兵小将把全国的名山大川都玩遍了，还说这是参加“新时期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游香山惊动警方 怀疑是特务活动
有汽车的感觉真好，有自己专用车的感觉更好。这种感觉不要说是在60年代轿车尚是稀罕物的时候，就是在私家车塞满大街小巷的今天，这种感觉亦然。
几十年来，我看惯了周围的一些不学无术之徒不择手段地去争权夺位的丑行，他们削尖脑袋去钻营，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甚至不惜花费重金去买官。究其缘由，是有了官位就有一切，有车有房又有钱，有权还有势。有权可以谋私，搞权钱交易，祸国殃民。
当年，我任职的黑龙江日报社，只有总编辑拥有一辆苏联制造的“伏尔加”牌专车，那就算是高档车了，其它几位副总编合用一辆波兰制造的“华沙”牌轿车，再就是一两辆苏联制造吉普车了。记者采访有特急任务时，可请领导批条子用一下吉普车，往往是只管送，不管接。
我们这些年轻记者，都盼着有省委领导活动或外事接待之类的“紧急采访任务”派到自己头上，并且希望赶上“吉普”和“华沙”都不在家，这样就可以由赵总编特批使用一次“伏尔加”，采访之后回到办公室准能谈论半天，说坐“伏尔加”不但舒服，还跑得快。
我这一回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连，竟然有一辆美国制造的豪华轿车作为采访专用车，这辆“墨丘利”可比我们总编辑的那辆“伏尔加”高级多了，这能不开心嘛！
当有了一辆归自己指挥的采访专用车之后，我再也不用受那挤公共汽车的苦了，采访效率自然提高了许多。今天在天安门采访红卫兵宣传毛泽东思想，明天到首都工人体育场拍摄革命大批判；上午还在东城听万人高唱“忠”字歌，下午又到西郊看千人同跳“忠”字舞；刚刚看完工厂机关揪斗“走资派”，又穿梭于各名牌大学抄写大字报。当时，我曾将毛泽东的两句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改填为“才饮北大水，又食清华鱼”，以助游兴。其实，那时“水”是有得喝的，“鱼”是没得吃的，写个“鱼”字以对应毛主席的词罢了。
然而，人总是有两重性的，有了权力既可为公，也可谋私。今天，人们极其憎恶那些贪官污吏们的腐败现象，常说：“腐败是伴随着权力而来的，有多大的权力就能谋多大的私，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这些话，我信。因为我也有私心，而且是本能性的私心。尽管天天喊“斗私批修”，还说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私”字仍然难以根除。人有了一点权力，便想着如何谋私。早在30多年前，我就验证了这一点。北京的金秋时季，天高气爽。采访之余，琢磨着怎么充分利用这辆汽车。白天采访很紧张，到了晚上，刘司机常问我还想干什么去?我一想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便说：“咱们开着车到长安街上转转，去看看北京的革命大好形势!”
汽车跑在长安街上，两排华灯辉煌灿烂。汽车漫无目的地慢慢行驶着，我摇下所有的车窗玻璃，任凭秋风吹拂 ，那种悠闲自在的感觉令人陶醉，与当时的喧闹混乱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嘴里说是去“看革命大好形势”，其实就是想开车在长安街上兜兜风。
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时的同班学友有9位在北京工作，有5人在新华社做摄影记者，有4人在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我少不了要让司机驾车去看望他们，同学们知道我有专用采访车，而且还是陈毅的豪华专车，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和北京的几位老同学一起策划利用一下陈毅专车去香山看红叶。10月16日，我们在京的老同学除了张雅心和另一位学友出差采访之外，其余7位与我同车直奔香山，宽敞的双排座轿车同时坐9个人，还没有感到拥挤的不得了。
车出北京城，开上郊区公路时，车辆越来越少，刘司机想试试这辆车到底能跑多快，便加大油门拼命跑，里程表上的指针已指向“140”，两旁的树木飞速向后闪过，风驰电掣，令我们这些从未坐过高级轿车的年轻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司机也兴奋不已，他说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
大家一路风光，满车笑声，很快到了香山，一路上飞车兜风，把车头前面贴的“反帝”标语也给刮飞了。
观赏香山红叶，遍游各处景点之后，我们在一家饭馆用晚餐。饭后，天色已近黄昏，偌大的停车场上只剩下我们这一辆车了。
我们游罢香山天色已晚，同学们在一处巨幅标语牌前边合影留念。
当我们9个人一起说说笑笑地走来正准备登车时，突然，从周围的树丛中钻出七八个公安人员，他们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过来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是哪个单位的？其它公安人员则站在远处紧紧地盯着我们，有的人还把右手插在那鼓鼓囊囊的衣兜里，我猜想那兜里面准有“家伙”——手枪。
我们几乎每人都挎着一台照相机，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那时的照相机是职业与身份的象征。面对公安人员的严峻目光，我们意识到是被他们怀疑了，便出示了记者证，才使一场误会云消雾散。
我们8位老同学几乎每人都挎着一台照相机，大多是专业摄影使用的禄来福来或莱卡相机，新华社的同学还背着进口闪光灯，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那时的照相机是职业与身份的象征。我们又出示了记者证，使警察解除了怀疑。(自拍照片)
早些年的摄影生涯给了我有一个经验：凡是拍合影照片时，最保险的方法是拍到自己的相机里，这样就会留下一张底片。如果是拍到别人的相机里，谁都不愿意把原底片送人，弄好了会得一张小照片，弄不好连照片都看不到。如此这般，我手头保存了大量的自拍像原底片。
现在不同了，大家使用数码机相机拍照，只要相互发送电子文件，就等于人人都拥有“底片”了。
这时，公安人员友善地告诉我们，他们是香山派出所的干警。当这车辆非同寻常的汽车停在这里时，立即引起注意，这辆车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黄昏还没开走，更引起他们的警惕，便在周围布置警力暗中监控。
警察有两种判断：不是首长游香山，就是搞特务活动。
第一种判断，令我们十分高兴，他们把我们误为“首长”了。这种高档轿车通常是中央首长的专用车，今天并没接到上级的通知需要加强香山的保卫工作，既然首长的座车已经来到了香山，那就主动上岗警卫吧。
第二种判断，让我们有些后怕，他们把我们误为“特务”了。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里，这种很特别的外国车跑到香山来，到了晚上还不走，很可能是在搞“敌特活动”，到这荒山野岭来，准是向国外特务机关发电报......
“你们辛苦了!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
一番笑谈之后，我向他们道歉并友好地握别。
“以后这辆车不管停在哪里，都更有安全感了”。
“墨丘利”飞快地驰驶在回程路上，同学们还在议论这次香山的奇特遭遇。
撞坏车掩瞒不报 逃责任心灵难安
红卫兵在首都大串连的采访活动结束了，这辆采访专用车也结束了它的使命，该归还了。
我依依不舍地最后一次坐上陈老总的专车“墨丘利”，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还车。
路上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一位资深老记者顺便搭车去西单办事，半路下车时，汽车还没停稳，坐在司机后边的这位老记者便匆忙推开左边的车门准备下车。我当时坐在前排右座，突然听到后面发出“咣铛”一声响，像是金属与金属的撞击声。急忙转头看去，只见一名解放军战士骑着一辆三轮车擦边而过，正撞到已打开的车门上，三轮车急刹车停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刘司机和我赶紧下车去检查车况，好端端的车门被那辆装满蔬菜的三轮车撞坏了，平整光洁的车门被撞得变形了，无法像原来那样顺利地关紧车门。经询问知道那个骑三轮车的是一名炊事兵，上街采购蔬菜和副食品正要返回军营，他看到这辆汽车靠路边停下，便想从左侧通过，没想到左边的车门突然打开，来不及刹车，就撞上了。
“这不能怪我呀，不能怪我……我的三轮车也给撞坏了，回去怎么向司务长交待呀？”
老实巴交的小战士看着被他撞坏的高级轿车，手足无措，嘴里在喃喃地说。那位连向后看都不看一眼就打开左边车门的老记者，面对这突然发生的事故，也不知如何是好，他面红耳赤地与小战士在争执着……
“按照交通规则的规定，在马路旁停车应从右边开门下车，从左边下车的话，必须先看清后面没有来车才能开门。这个事故不能怪那个当兵的，责任全在咱们自己。”
刘司机悄悄对我说。
我也曾考过三轮摩托车的驾照，懂得交通规则，但是心里仍无法平静，难以接受这突然发性的事故。
老实厚道的刘司机比我还紧张，车是他从国管局开出来的，快一个月了都没出任何事故，偏偏在最后还车时撞坏了，怎么跟人家交待呀？
“车虽然是你开的，但是我是使用者，要算账也要算到我的头上。今天这件事故由我来想办法应付。”
刘司机一再说这个事故可不能算到他头上，我便想法去安慰他。
“这件事就算了，也不让你赔了，以后你再骑车上街买菜要多注意一点就是了。”我对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小战士说，他很不好意思地推着三轮车向远处走去。
我们勉强地把撞弯曲的车门关上，驾车继续向国管局车队方向开去。刘司机说，像这种在中国只有这么一辆的美国高档进口轿车，那怕撞坏了一点点，即使是小修一下，也要花很多的钱。
“你一个月的工资能挣多少钱?”刘司机问我。
“五百六十大毛——56元。”我答道。
“要想把这扇撞弯了的车门修复成原样，恐怕560元也打不住呀!反正咱们挣的那点儿工资是赔不起的。”他苦笑着说。
他这一说可把我吓坏了，我那时尚未结婚，虽无家室之累，但每月还要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寄些钱，自己还要吃饭呀。心想：要是让我来赔的话，就得赔上一年多的工资。那我只能喝西北风了……
一路上，我不断地在盘算着怎么应付这桩毁坏汽车的事。我俩商量着如何在还车的时候，不让人家发现车门已被撞坏了。
最后，总算想出一个办法：汽车开进国管局车队大院时，把左侧车身紧贴墙边停下，我和司机都从右边开门下车，装作没事儿似的去跟人家联系还车事宜。
下车后，我先是完好地揭下前车窗上的毛泽东主席像，然后双手捧着走进车队调度室。首先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友谊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当我把那张并不容易得到的毛泽东相片赠送给他们时，车队调度室里的人个个高兴得很，他们说这是最最珍贵的礼物，一定要用镜框镶起来挂在车队的荣誉室里。
我表面上还算镇静，就像啥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心中却是忐忑不安。当车队的人到院子里去检查验收这辆车时，我紧张得心里嘭嘭嘭地跳个不停。比我年长几岁的刘司机，看样子他比我还紧张，满脸涨得通红。
一位调度员走上前去验车，他看到车前车后和右侧的整个车身都完好无损，拿过钥匙打开右车门探头朝车里查看了一遍，验收工作就算结束了。他们把借车单据从活页夹中抽出来交给了刘司机。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办理完还车手续，我们与他们一起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与他们握手说声“再见”，便佯装从容地向大门口走去。
慢慢地走出了大门，一转弯我们就加快脚步，赶紧远离车队大院，生怕人家发现车门被毁坏再追出来。
当年，天天都在学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强调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还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是，真正斗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撞坏了车门，还车时又不敢实话实说。凡是干了撒谎的事，总会受到良心的自责，这件事折磨了我好一阵子。
过了几个月之后，我看到那辆 “墨丘利”轿车时常出现在哈尔滨市的街道上，据说是将它从首都运回省里以后，分配给省交通局使用。这时，大造“帝、修汽车反”的风头已经过去了，那辆美国造的汽车照旧还是洋里洋气的样子，并没有任何变化，车头车尾上也不用再贴“反帝”标语了，却没人再去造它的反了。
我特别注意看了看那扇曾被撞坏的车门，已修复得完好如初。心想：也不知道为修复这扇车门花了多少钱?
这件事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在我心里总觉得像是结了一个疙瘩，每每想起，便有一种负疚感。
1994年8月，首都新闻界30多人参加《黄河的渡过》大型观念艺术工程的活动，去青海探寻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源头。
当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行驶在无边无际的青藏高原上，伙伴们就用侃大山来消磨时间，规定每人都要侃上几个段子。我便讲了“陈毅专车归我用”这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应当写出来，要选择一个玄一点的标题，就叫《文革中，陈毅专车被谁毁坏的?》这题目隐含着阶级斗争与敌特破坏的悬念，准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与我同车的《北京日报》资深记者丁人人听完这个故事，调侃地说道。
今天，我没有采用“玄”的标题，只是平实地写出这段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