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曾经语出惊人“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家是因为自杀的作家太少。”诈一听此语未免有些耸人听闻，但细一思量，此调侃却又不无道理。
文人常常把写作当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来做，而一旦以文为生，称谓前加上“作家”二字，便成了职业的受难者，抑郁症成了他们如影随形的梦魇。海明威选择了以子弹爆裂自己的头颅实是有些极端。但J·P·冯克，这位普利策小说奖的获得者“十分厌恶，但不得不写”的感叹使写作成为附着他一生的“咒语”，致死仍不得解脱。
我们权且将作家的这种心理境遇理解为黎明前那段最黯淡的黑夜，但九分折磨之后，终有一分收获，这一分的欢愉着实来得不易。
写作之于其他人，如记者、教师、学生，虽不以文为生，但终离不开涂涂写写的人来讲，则不必背上如此之重的心理包袱。记者重写实，所写多出于客观，将事实抬到纸上，供人阅读吸收，既不须在乎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亦不必理会读者阅读之后作何评价。教师所写，则出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责，其作用不可小视，但亦无任何功利在其中。孔子开办私塾，云游讲学，追随其的弟子有三千之众，他却无一文半字留给弟子们，弟子无奈，不得不辑录与老师日常琐事之语，编排成册，只求个人受用。却不想后世传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名，恐怕这是孔子及其弟子均始料不及的。
而对于未及弱冠的学生，不应冠其以大义，授之以功名，学生作文，理应出于培养性情，塑造品格，愉悦心境，助其成长，如将写作作为登堂入室，求取功名的手段，则有失其本义。
每每读到《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一段，总有一丝苦意，封建士子们对于功名的狂热已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封建科考制度成了他们身上最大的魔咒，终生挥之不去，这样的文人如何经纶济世？以古鉴今，家长们以古人头悬梁，锥刺股之法例教导学生读书作文，则不免太过血腥，拿起锥子刺大腿一下，对于学习而言，实在是愚蠢至极。
学生年少，心智未成，文以载道恐难胜任，于写作中体验一份真性情，寻一丝乐趣，体味一种人生，仅此便可。抒写性灵、表达自我，心自由驰骋，笔龙飞凤舞，方是少年本色。“自知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2500年前的古训可以传颂至今，道理不言自明。我们常讲，“助人为快乐之本”帮助他人，别人快乐，自己快乐，何乐不为？其实写著文章，既为悦人，也为悦己。失去了这个本，文则变了味。
每每有老师感言，布置给学生一篇作文，看他们的表情，简直像要他们命一样。而学生写作文，抓耳挠腮，搜肠刮肚，数着格子填字，完成之后长抒一口闷气，弃之一旁，不复再看，只当明日交与老师便大功告成，管他分数几何。这样一种状态，恐怕是老师、家长，包括学生自己都不愿看到的。老师评阅这样的作文，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痛斥“朽木不可雕”。佛家有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妨静下来想想，进行换位思考，换成你，将做何感想呢？
写作实不应沦为一种死板的应试工具，毫无乐趣的事，成人尚且不喜，更何况学生。
梁启超在其《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讲“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分数成绩游戏，游戏便无趣。”类推此语，“为写作而写作，写作便有趣，为功名而写作，写作便无趣”道理亦然。
“咒语”并非恶毒之物，亦有好坏之分。写作的“咒语”非女巫、妖魔蛊惑心智之法，而应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在盗》中那句——芝麻开门。乐趣就是这道“咒语”的密码。学海无涯，以乐泛舟，才能乘风破浪，指点江山，留一些滋味给后人去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