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文明”一词,在时空上有古今之分;在意思上有宽狭之别。在古代,对文明狭义的解释来自中国古典文献,最早见于《易·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亦有“睿哲文明”之语,指的是光明、文彩的意思。宽泛的文明来自对英文中的Civilzation一词的理解,主要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通常与“野蛮”相对而言。在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当中,一般认为中国文献古籍中出现的“文明”属于狭义的范畴。从本书研究的结论来看,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在得出结论之前,笔者在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中国史前文明的起源问题。
就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探讨“什么是文明起源问题?文明起源问题就是人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么样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之下,摆脱了自然的动物状态,怎么从自然的动物状态、或者我们叫做野蛮的状态,进入了人类的文明社会。这样的问题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代序言》,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研究中国早期的文明先民,判定他们何时、何地,以什么形式或标志进入文明社会,从中国远古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提出了文明起源的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其中第一阶段即农耕聚落期,是指公元前7100至前5000年的彭头山、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河姆渡等文化的农耕聚落(还应包括这些之前的、农业起源初期的聚落)和公元前5000至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之类的聚落遗址。第二阶段即中心聚落期,是指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间的仰韶后期、红山后期、大汶口后期、屈家岭文化前期、崧泽文化和良渚早期等。第三阶段即早期国家文明形成和出现期,是指公元前3000至前3000年的夏王朝之前的邦国崛起期,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习惯上所称的龙山时代和古史传说中的颛顼、尧、舜、禹时期”(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第43—4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王震中先生的这个观点,从本书研究的成果来看,显然已经不符合古老中国的实际情况了。
从考古实际看,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以什么代表性的文化作为主线?农耕、渔猎、稻作、陶器、青铜、文字……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笔者认为,要追溯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只有一条主线,就是我们的祖先有史以来十分看重且被其后历朝历代、各行各业应用得炉火纯青的阴阳文化。自有人类以来特别是人的动物本能的驱使或人类源起于对本身与外世界的认识伊始,人类的阴阳观念就已经产生。对于人类自身而言,这个文化表现于人的男女之别;对于人类认识世界而言,这个文化表现于奇数和偶数之分;就自然界而言,表现为日月的起落升降文化亦即阴阳;就动物而言,有雄和雌……从出土文物看与易有关的阴阳文化,以数代表阴阳的文物应以抚仙湖文明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为代表;而易卦数字来自鸡卦的文物应以河姆渡文化遗址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大王岩画所见的文物为代表,安阳出土的殷商龟甲易卦上的鸡卦符号则是其补充材料或说明。在没有写作本书之前,或者说在笔者尚未参加中国云南抚仙湖的水下考古探秘以前,笔者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从2006年6月16至22日的抚仙湖第二次探秘,再到8月4日至6日的“水下古迹与文明起源研讨会”后,笔者已经深深感到,所有的知识都不够用了。因为,笔者从抚仙湖水下古建筑群发现者耿卫先生处,发现了一些刻在水下建筑群体所用建筑石材上的文字符号,竟然与在长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相同,而长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当初似乎是用手划在陶器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抚仙湖水下古建筑群体建筑用石上的文字符号有的阴刻,有的阳雕;特别是阳雕部分,在数百公斤的石板上要打磨出很大的面积,让石头专门突出文字符号所需要凸出表现的内容,在六七千年前(以文字来对应),或者说在更早一点的时期,要使用这道工序或者说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水下古建筑群落方圆有2。4平方公里,这在中国任何一处文化遗址当中都没有相同的参照物。从其建筑规模看,当时已经具有非常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否则,怎么可能建造那么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落。过去,总说世界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但在其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表上,却是这样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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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名称 |
文明区域 |
进入文明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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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文明 |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 |
约公元前35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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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 |
尼罗河流域 |
约公元前3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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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文明 |
印度河流域 |
约公元前25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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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国文明 |
黄河、长江流域 |
约公元前2070年 |
都是文明古国,远古中国无疑是东方文明社会中最古老的国度之一,但我们仍然面临着“史前史”的困惑,其困惑主要来自文明进程的历史要比其他文明古国晚上一二千年,虽然我们永不疲倦地告诫世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尽管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要晚,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9600万平方公里,文明的传承有连续性,不像一些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来,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但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时间是循序渐进的,从古巴比伦到中国,文明的诞生是呈滑坡型的,即从上到下,有条不紊,都是相距500年左右,最后的立足点是在中国。难怪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文明同源论”,认为是来自创造了中东两河文明的苏美尔人的后裔进入中国,发展了中国的古代文明;而中国一些学者则不服气,不断提出“伊甸园在云南”、“《山海经》是全世界的地理书”、“玛雅人的祖先在中国”、“印第安人是‘殷地’安人”或“中国伏羲是全球之祖”、“中国昆仑(风姓)全球播化”等假说,目的是想证实中国文明促进了全球文明的发展。但是,我们既没有可靠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过硬而超前的文献资料,更没有年代在5000年以上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和石材建筑佐证,那怕我们说破了嘴皮,用尽世界上所有的纸张进行机械性的图解去从事类似的宣传活动,恐怕没人会理解我们一情相愿的爱国热情,也不会认同我们的主张。因为这类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说了就算,也不是他们同意了就行。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发生的事,只能凭借考古材料的出土,方能证明我们的观点。在事关全球大局的学术问题上,人们只相信事实,而不理睬假说。即便就是中国历史,世界上的主流学者只认同商朝,认同中国3500年的历史,而不愿意承认夏朝的实际存在。
是不是中国的历史就这么短,外国人的历史就那么长?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史与古巴比伦及其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历程就是这样从高到低的阶梯形?
为什么只要顺着人们认同的中国文明出现的时间往上走,就会一路通畅,就可以为中国的历史找到了根,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社会文明的源头?
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思考,整个世界的上古时代,人类虽为高级动物,但在远古时代并没有国界的限定和概念,人类是可以像低级动物一样到处流动的。即便是定居族群,只要气候恶劣,环境不再适应人类聚住,他们不需要像今天一样使用护照,而是有了念头,加上部落群体会议或酋长定夺,可以拔腿就走,选择而居,满世界迁徙。西方人可以到东方来,东方人也可以到西方去。曾有学者提出,闻名天下的三星堆文明含有西亚文化的信息。因为三星堆文明是独特的,无论是青铜器还是金器,都与中原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把三星堆文明出土的文物与两河文明作过比较,结果发现器物竟与中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极其相似,而与中原文明有差别。学者们分析,四川周围是高山,其文明通过缺口在盆地中交汇,通过云南到中亚、西亚这条古道,则较之中原要便利得多。《史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在阿富汗看到中国蜀布和邛竹仗,就是汉代西南地区民族政权贸易不通中国而通中西亚的一个例证。有的学者还提出,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是腓尼基人,而不是中国人。
本世纪初,海峡两岸史学家联名发起“重写中华古史”的倡议,并有100多位历史、考古、人类、民族学家签名支持。大家认为: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简单地看,中国南北各地发现的一些文明起源都在五千年以上,浙江省的河姆渡、湖南省的城头山遗址等距今都有六千年到八九千年的历史。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也使我们相信,东海沿海的百越族群在6000年前已经过台湾,移民海外,散布到东南亚一带和太平洋诸岛。1977年后,古文字学家唐兰分析了山东大汶口文化新发现的陶符,认为这些符号就是文字,提出中国文明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开始,距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这些文明的出现和中、西亚的文明相比,时间上不仅滞后,其文明程度,更是相差甚远,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中国文明的起源一般认为在黄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孕育黄河流域文明的仰韶文化,经过碳十四测定其断代时间为公元前3000-2500年。有关“仰韶文化遗址有好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龙山文化遗址有几十几千个,但前仰韶遗址或文化层却一个也没有。”于是,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断言:“在黄河流域找到前仰韶文化的可能性是愈来愈少了。”“或许有人指出长江流域新发掘的遗址,但是要知道他们与仰韶之间却可能没有关系,所以仰韶的前期在哪里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而这个答案很可能就存在于东亚之外的地区。作者似乎也试图把古老的滨海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渊源来考虑,但作者说,他是可以认为一种类似最低级革命的现象很可能在中国发生过……。就此我确实也怀疑过如作者提出的西藏以及附近地区可能是前仰韶革命的发源地,但是今天的基因流向使我更加倾向于认为,那样的地区是不存在的,文明一如人类是同向流动形成的。但其他的可能性严重存在,一方面是前仰韶文化的阙如,一方面是‘仰韶谷物农业和彩陶同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之相似……,使人们特别注意可能存在的中国新石器文化西方发源地’。接着瓦氏在下一个节中的结论是:‘处在彩陶文化系列源头上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产物,是在近东地区形成的’,这种初期的彩陶文化,大约形成于公元前第八千年至第七千年,尔后即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苏三博客:2006年7月15日《第三只眼看“中国文明起源”》引[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观点,第142、134页、142页、145)。
因此,笔者认同“人类文明同源论”的观点。提出不是中西亚文明促进了远古中国文明的发展,而是中国远古文明成为全球文明发展基石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基于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据企鹅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史地图》(威廉·麦戈伊著,贾磊、徐彬、刘在良译:《文明的五个纪元》,第10-1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介绍公元前世界人口在地区和时间上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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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中国 (百万) |
印度 (百万) |
其他亚非国家(百万) |
欧洲(百万) |
非洲(百万) |
其他地区(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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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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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24 |
21 |
18 |
7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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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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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21 |
23 |
18 |
7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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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 |
30 |
21 |
18 |
18 |
1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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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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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22 |
15 |
19 |
9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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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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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25 |
17 |
17 |
10 |
4 |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划分得比较明确的年代,远古中国的人口在远古世界范围内是最多的。而在选定年份的世界总人口中,远古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
公元前100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400万。
公元前50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500万。
公元前40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700万。
公元前30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1400万。
公元前20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2700万。
公元前10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5000万。
公元前5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1.0亿。
公元前2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1.5亿。
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1.9亿。
公元前2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1.9亿。
公元前400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为1.9亿。
按照以上世界人口比例的划分,在远古世界范围内的远古中国人口,自然是首屈一指,名列前矛。
二是远古中国一直很平静。“西方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有学者说,复杂成熟的社会形态可能更早出现在印度。印度史诗《梨俱吠陀》(Rig Veda)中有几个诗行提到白羊座和冬至的关系,这与公元前7000年前的天文状况相符。我们确信,在公元前16世纪雅利安人入侵引度之前,这里就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哈拉帕和摩亨朱达罗的考古发掘证明在公元前3000年前这里出现过技术发达的古代文明。这里的城市布局井然有序,由街道分成方形的条块;城市供水充足。这里人们的主食是小麦和大麦,穿棉布衣服。其语言已经失传,可能属于达罗毗荼语系。考古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徽记表明那里的人崇拜湿婆神。印度的前雅利安社会从印度河和萨拉斯瓦蒂(Sarasvati)河谷后来传播到了桓河河谷。在公元前2000到1800年间,萨拉斯瓦蒂河的干萨拉斯瓦蒂干沽使得这一文明也消失了”(威廉·麦戈伊著,贾磊、徐彬、刘在良译:《文明的五个纪元》,第145-14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在远古时期战乱不断,但远古中国似乎非常平静,我们从这一时期的人口分布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说1.2万年前世界人口为400万,则有30%的人口分布在远古中国。
三是冰河期的平稳而安全的过渡。据天文地质方面的研究,约在1.5万年前后,全世界面临着冰河期的艰难过渡。在寒冷的冰天雪地之中,远古中国的云南高原可以挡住寒流,迎接每天喷薄而出吐着万丈温暖光芒的太阳,是一个适合远古人类居住的理想之地。
人口众多,人材济济;环境优越,气候宜人;安定团结,时局井然;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是文明人类发展和兴起的最佳选择。从以上三个方面的优越条件看,全球最早的文明之源,最先应该出现在当今属于中国的这块土地上。这不是附庸风雅;不是步人后尘;也不是言出无据、空穴来风;更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观点被驳回后为对方利用而被当作出卖祖国传统文化的“汉奸”。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是经过了慎之又慎的思考,其论点是建立在实之又实的研究之上,并以中国云南省玉溪市抚仙湖水下远古建筑石材上刻写的文字符号和图案为基础,反复比较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出现的同类符号和图案,参考一些国内外学者关于苏美尔人特征的表述和比较了苏美尔人使用楔形文字的方法之后,方才得出这个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人类文明源出抚仙湖。其湖下的石材建筑群落并非先天就沉潜水中,而是原来就是抚仙湖畔的地上建筑体。这些石材建筑群落的统治者,原来领导的是一个强大无比、代代相传的文明帝国。其所在之地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源地,也是西方社会奉为经典《圣经》里所记载的伊甸园和柏拉图在《对话》中描述的“大西国”。苏美人的祖先本生活在远古中国之地,他们所创造的抚仙湖文明,是全球所有文明发育、生长乃至壮大成材的播种机和催化剂。
研究了抚仙湖文明,我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中国“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起源,《易·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已经包罗万象的涵盖了当今世界上人类思维中文明的各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