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之难
我一直琢磨黑明对他人的浓烈兴趣来自哪里?他在他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里说,他小时候,在陕北接触过几个北京知青,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想想看,在觉得身边的一切都顺理成章,几乎能够看到生活的全部可能性的时候,一些特殊的来自异乡的人,以一种完全不同却十分吸引人的状态呈现在少年的眼前,他无法不认可他们,但是认可他们不是意味着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环境中的一切吗?这种困惑多么具有普遍性,并且暗合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心路历程。
这个少年是不是由此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精神生活:通过差异和对话认识别人和认识自己,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黑明的确具有一种才能,有人称之为“共时性”才能,就是在别人只能看到一种事物的地方,他却能看到众多而且丰富多彩的事物,也有人称之为“复调”才能,今天的中国,像一部真正的大型复调音乐作品,它的纪录者如果没有倾听复调的才能,没有复调的表达方式,就很难引起真正的共鸣。
我觉得黑明的复调才能来自于他的“复调”式的思想体系,他不那么确定自己的就是对的,也不那么确定别人的就是好的,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一种对话的立场,这种立场不是消极的,不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自己他人,而是像巴赫金说的那样,“积极地扩展、深化和改造自己的意识,以及使它能包容具有同等价值的他人意识。”
有了这种对话精神,黑明的作品就具有与众不同的结构。
他觉得无法用单张照片或单幅画面表达,他的不竭的热情和精力,促使他与一组或一群人对话,从而有了以一本书来表达一个命题的形态。比如《走过青春》,他以今天的视角与一个过去的时代对话,知识青年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最佳载体,他们曾经深入过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角落,有着社会不同层面的对比和反差,还有流转到今天的命运。但是与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的是,《走过青春》不是照搬别人的思考,而是本能地尽可能多地选择了多样性的人物,用人物的故事与命运,纪录了历史真相,也更广泛地表达了对不同的人、不同价值观的尊重。
有了这种对话精神,使黑明有了作家的心灵。
“他不是从画家那种依据意象、构图来看世界,他念念不忘的是人本身,他的行为和人际关系”,“他利用各种元素作为写作的一种形式,不是写诗,而是写小说,一直精确、完整地描绘人们的感情,把他们记录下来,使我们有所认识。”这些评价布勒松的语言,简直可以完全套用在黑明身上,和布勒松一样,黑明因此也能够广泛吸引知识分子,因为他“把我们自己和我们邻人无限复杂的特性都展现出来。”
《100年的新窑子》这种广受欢迎的表达,是黑明天生不可就范的作家品质的展现,他没有把某种个人的认识与角度强加于这些村庄,他也不认为村庄的形象征服了自己,所以这本书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幽默感,苦难与贫穷,并没有遮盖住这里人们的特性,反而因为整体性闪闪发光。他把纪实摄影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除了真切,——-摄影的特性,还有完整,——文学的形态。他的原生态般的文字和人物故事,毫无疑问地加深了我们对他表现得人物的理解和印象,这些原型故事可以挖掘出许多普遍的人生体验,与那些庸常的、陈腐的、从观念出发的艺术作品相比,黑明的作品呈现出清新自由的特性。
有了这种对话精神,被摄对象的态度呈现出开放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越是真切的艺术表现手段,越是对生活中的人具有侵犯性。怎样处理好镜头中的人物形态,一直是摄影师的难题。大部分纪实摄影大师,都是悄悄举起相机,黑明不用,比如在新窑子村,每个人都把他当村里人,村长甚至说还是给黑明批一块地打孔窑洞吧,回来照相方便些。
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和新窑子村的村民也是一样的。受到尊重地平等对话,其实是我们对外乡人暗自的期待,我们也想看看在外乡人的眼中我们自己的样子,当我们觉得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是新鲜的视角与观念,而不是简单的误解与不屑,我们都会更加愿意开放自己,获得生命的意外体验。黑明与被拍摄对象的良性互动,是他的这种深入骨髓的对话气质的必然收获。
我在想这种思想体系的难得。在一个转型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会因为过去的经验的失效而产生焦虑,每个人在寻找自己位置时,都会努力确定自己的价值观,由于社会剧变导致的迟迟不能确定、时时必须改变,我们会经常感到精疲力竭。黑明却以他来自民间的、开放的、狂欢的、酒神化的个性,跨越自我的迷惑,并将这种迷惑当作事物的本质来对待,不认为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一个真理般的归宿,而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与前代、当代、甚至后代展开对话,使对话成为常态或者永恒。
我有些羡慕少年黑明,在人生观正要发蒙的年纪,遇见了让他不那么确定的、真切而强烈吸引他的人和事,让他的价值观自然地呈现为多元化。或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际遇,只是我们有意无意地错过了?
黑明的作品就像一棵树,看过之后就长在了心里,它会自己生长、开花、壮大。
那么“对话精神”再难,也是我要时时修习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