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学生涯
丁嘉春
屈指算来，我退休已十一个年头，最后离开教学岗位也已经六年(退休后留用五年)了。这六年来我虽然通过到老年大学去学绘画、学书法来打发时间，但是五十年的教学生涯总是让我时时刻刻想到它。
我从1950年做教师起，到2000年教学生涯结束，一直都是和学生在一起，也就是说五十年一直没离开过三尺讲台，教语文，当班主任，后来教政治，都是毕业班，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都是如此。我成了真正的“孩子王”，典型的“教书匠”。表面上看起来我这一路走得很顺畅，其实我的人生之路非常坎坷。首先是出身不好，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受歧视是正常的。一抓阶级斗争，首先要拿我们这些人开刀。整风反右我虽然从右派分子名单中漏掉了，但却得到了什么“中右”“近右”的帽子，说是控制使用。逃掉了初一，逃不了月半。下放终于没有让我跑掉。不是“林彪事件”可能我永远上不来了。到后半生连苍天也不佑我，竟把我上邮电学校的唯一的儿子也夺去了。呜呼，时运不齐，命运多舛!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谁能经受得了啊!可是我在这种种磨难面前象野兽一样，躲到草丛里，舔去伤口上的血迹，爬起来带着伤痛继续战斗在三尺讲台上。我把教好学生当成抵御各种打击的最大动力，我把传道授业解惑当成人生的最大乐趣。看到学生成才，我感到最大的安慰。
由于我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顾埋头工作，从不去迎合领导，钻营前程，这样我就只能终身布衣，入党做官更是没有门。但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广大的学生、家长没有忘记我，党和人民群众没有忘记我。这里有两个人的话，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一个是曾在头灶工作过的丁宇书记。他在来头灶之前就听人说过我，他来头灶之后，对我很尊敬，并当面称赞我“德高望重”，我简直是受宠若惊，这种人生的最高褒奖从一个党委书记嘴里说出，我简直有点承受不了。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就凭这句话，我再为党和人民当五十年的园丁也愿意。还有一个人就是东强电缆厂的一个姓朱的会计，她告诉我说群众在背后的谈话中对我比对那些当了学校领导的人更尊重。她言下之意，我虽然是个教师，但我的声誉比那些人高。这使我想到，不管是教师还是领导，只要你是真心为人民付出，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党也不会忘记你。在职期间，我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或优秀班主任，1990年还被评为盐城市优秀教师。
说到党的培养，我至今忘不了半个世纪之前走上教师之路的情景。解放初期，在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曾出现过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要办学校很难找到教师。这样的机遇可被我碰到了。
一九五0年春节刚过，村干部就来到我家，推荐我去考老师。我一听说当老师，吓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因为我当时实足年龄才十五岁，虽然上过几天私塾，后来在东台城里上到小学五年级，凭这一点知识，怎能去当教师？后来还是我姐姐找到我对我说：“你去考教师，我帮你做双新鞋。”在大家连劝带哄的情况下，我才硬着头皮背起被子，和我的一个私塾老师一起去十多里外的曹丿区政府报到。一到住宿地，房东大娘问我的老师说：“你来开会，把学生带来做什么？”我的老师也用一种异样的腔调说：“什么学生，他是老师噢!”听的人大笑，我也觉得无地自容。更好笑的是，在区政府开夜会我伏在桌上睡着了，并且说梦话：要妈妈。据说一会堂的人都笑起来了。多少年以后，曹丿的一些老同志还取笑我。尽管如此，但这次我还是考取了，而我的那位与我不屑为伍的老师却落榜了。
其实考的内容很简单，多少年后，对考试的题目还记忆犹新：数术是式子题加减法，语文就写一篇作文《我的小史》，常识就是几条简单的问答。那时的一些老先生，连阿拉伯数字都认不得，又怎能去演算？更没有多少科学知识，答常识题闹出多少笑话。如问“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什么？”答“棋牌锣鼓，民主的威风”。问“世上有没有鬼神？”答“祭神如神在。”问“风雨是从哪儿来的”？答“云从龙，风从虎”。这些答案虽然不对，可他们也是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这次考试我也有犯难的地方，《我的小史》对我来讲实在不好写，我那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而且我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种事我怎么说得出口？发给我一张十六开的白纸，写几句就一裁，结果裁了只有三十二开那么大，还没有写得满，居然我还被录取了。我想我的老师落榜，除了数术常识他考不起来外，他本身是一个破落地主，象孔乙已一样的迂腐文人，而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比他有培养前途啊!
我走上教师之路除了机遇之外，跟党的培养分不开：如果不是村干部推荐我去考教师，如果区政府不是录取我而是录取我的老师，如果不是后来领导把我送去盐城师范学习，我的人生轨迹恐怕就要改变，可以肯定的是变得不如今天。
(父亲当年读书的地方，成了我走上教育之路的起点。女儿被评为特级教师，是父亲最大的欣慰。）
正因为如此，我对我的教师工作非常珍惜，我决心努力教好学生，做一个称职的人民教师。水平低就认真学习，不懂的问题经常跑到六里路以外去向人家请教。由于不知疲倦忘我工作，久而久之就积劳成疾，1955年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吐血。没办法，只好休养了三个月，病还没好就坚持去工作，奇怪的是我工作后病反而渐渐好了。
由于我教学认真负责实绩好，领导就一直安排我教毕业班。这样我的工作就一直很紧张，压力也很大。因此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很少考虑，也无暇考虑，直到三十岁还没有结婚。我的父母很着急，我的父亲骂我是只顾前程不顾后程。事实上教学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特别有趣的是有一届学生我从小学一直教到他们高中毕业，整整教了他们五年(当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林彪事件后，我这个下放教师被起用了，七三年调到头灶中学教初二语文，七四年我教的初二班毕业了，头中也把初中部收回校本部去了，而我因妻子在头小工作，于是我就留在头小教毕业班。七五年我教的学生毕业后升入头小自己办的初中班，我教了两年初中的学生考进了头中高中班。当年我仍然留在头小，可第二年上半年我就调到头中教高中班去了。我教的是一个理科重点班，巧的是我在头小从小学一直教到初中毕业的学生，不少人就分在这个班。当时头中有好几位元老，在这之前一直教高中，没有让他们来教，而让一个从小学调上来的我来教，他们心中有些不快，这我能理解。但我想领导这样器重我，我决不能让他们丢脸。虽不能说士为知己者死，但我也要倾尽全力，不负重望。我原有文化程度小学还未毕业，虽说通过学习有所提高，而教高中还是很吃力的，但我学中教，教中学，做到教学相长，特别是学生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78年我班学生张仁凤代表学校参加县作文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并代表东台赴盐城参加比赛，这对我们全校师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由于所有任课教师的共同努力，1979年我们这个班高考共考取了大学本科、专科和大中专九人。而且我从小学教上来的学生中就考取了三人，一个本科，一个专科，一个大中专。这一年是我教学实绩最看得见最辉煌的一年。在那时一个农村中学能考取这些学生，让那些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高兴得不得了，让他们看到了农民在文化上翻身的希望。
(父亲最得意的一届学生毕业合影。如今他们天南海北，只要回来，总要到父亲身边坐坐。）
如今，那年我班考取的学生有的已成为副市长、局长、银行行长、大学教授、中学校长，高级教师，资产百万的民营企业老板。1979年增加工资，县教育局可能还因为我们学校高考成绩不错，多给了一点名额：学校领导(包括后勤总务)每人都增加了一级工资，我们夫妻俩（因为在一个单位）只有我妻子加了一级，而我就没有加到，在当时思想上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我想到闻一多诗句：“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也就释然了，认真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报酬，是为了感恩，是为了感谢党和人民，所以我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无怨无悔。
此文刊发于《教学之友》2006年第三期
友情链接：献给父亲七十诞辰的歌：老师，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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