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保存着历史。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USC East Asian Library）1989年正式建馆，1999年迁入校园北区一栋古色古香的教堂式独立建筑里，现为全美唯一单立（free standing）的东亚学术图书馆。馆内一本旧书，引出若干线索。

　

    书是陈纪滢撰写的《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出版。馆藏的一册是作者签赠给陈锡恩的。扉页上写着“锡恩先生夫人伉俪教正，弟陈纪滢（印章）拜，一九七五（六四）年六月廿八日於台湾”。从借阅记录来看，这册书自入东亚馆后无人问津，寂寞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有些年头了。

　

    胡政之是中国著名报人。1926年，他与吴鼎昌、张季鵉三人在天津共同重组出版新记《大公报》，在国内影响广大。胡政之时任报社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报馆经营，并深度参与编辑领导和报道实务工作。在《大公报》后来的岁月中，他是三人中坚持时间最长，参与事情最多，相对出力最大的。他1889年出生，1949年因肝病在上海病逝。

　

    陈锡恩（Theodore Hsi En Chen）是南加大的著名华裔学者，1938至1974年任南加大教育学和东亚研究教授，是南加大首任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曾出版过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他后来将私人藏书捐给东亚图书馆，成为该馆中文馆藏的主要来源之一。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外景　

    陈纪滢是新记《大公报》旧人，也曾是报社中活跃的年轻骨干之一。抗战期间，他曾主编过《大公报》<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1949年去台湾后，参与政界活动。他在《大公报》的采编活动带有帮忙的性质，属于“私底兼职”，因为他当时一直在邮局有正式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不算报馆正式职工。他对《大公报》也一直以“客卿”自称。陈后来写过三本有关《大公报》的书，自认为《胡政之与大公报》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本，“最足以反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平心而论，该书的分量和价值，并不像作者自诩的那么高，不过书中也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和情况，比如他如何受报馆委派进入当时的伪满洲国调查，采写[九一八]两周年特刊的情况，以及编辑部夜班运转纪实、甚至编辑们吃宵夜的情景等，都很细致生动。特别是书中披露胡氏遗孀后来的一些情况，较少为人所知。

　

    陈纪滢的文章1973年先在台北《中华日报》上连载，后又在《掌故》月刊上刊发，然后才正式出书。胡政之的遗孀胡顾俊琦在美国看到连载文章，给陈写来了信，前后总共四封（1974年2月27日、4月18日、6月6日、8月22日），时间跨度6个月。1974年12月正式出书时，陈将四封来信收入自写的代序“胡夫人的四封信”之中。

　

    胡夫人的信说，胡政之1949年4月14日病逝于上海，1951年春她只身出走香港。当时上海里弄组织监管很严，她佯作上街散步，趁无人注意跳上电车，直开南市火车站；从那里购票乘火车来到广州。她只能买普通票，因为当时卧铺票需预定，而且必须接受查问。她从广州设法到了香港，以后又辗转去了美国，过程和细节没有交待。当时因系偷逃，她除少数川资，身无长物，胡的所有手札书籍皆抛弃了。

　

    顾氏是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她是民国外交界耆宿顾维钧的内侄女，出身名门，后接受过高等教育。陈纪滢说她“气质不凡，端庄蕴籍，受人尊敬”。但也有其他人的回忆文章说，她婚后“使家庭不和，在报社也引起了许多纠纷”；“嗜权贪钱，与胡前妻之女胡燕拼争《大公报》股票”；“胡当时重病于床，听她们日夜争吵，备受折磨”。这些不论真伪，皆成过去矣。

　

    顾氏与胡育有一子，出走时小儿德生只有8－9岁。后托请友人帮助，将其幼子带出，长大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再工作结婚育子，自立家业。顾氏当时一人独居纽约，在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前中国银行）做一雇员，自言收入“聊资糊口而已”。

　

    胡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留在国内，顾氏与他们没有通信联系。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其弟胡选之全国解放时在上海做生意，“三反五反”后断了音信。其兄一直住在成都老家，原有田产百亩，土改时被分掉，幸未受到很大冲击。

　

    胡死后，其遗属情况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顾氏信中自述，当时患胃病及胆结石，饮食减少，体重短期内骤减20磅，虽身体精神状况皆差，但因工作关系不能休息。6月中旬，她入院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因术中麻药过量，伤及肺部，高烧不退，转入急症病房救护，三周后方才见好，转回家中休息。出院时仍有高热，一段时间后方逐渐退去。8月中旬，她身体依然虚弱，但已支撑上班。

　

    顾氏是在纽约中国城书铺中偶然购到有关连载文章的中文报刊，当时距胡政之去世已经有20年多了。展读文章，激起她心底波澜。她在信中写道：“回忆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倍增伤感！加以贱驱近常闹病，体力日衰，犹能及时读到先夫往日事业之片断，颇感告慰”。

　

    70年代初，正是中国大地“文革”烈火如火如荼之时，大陆是没有人敢提敢写胡政之的。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30年。中国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2002年，《胡政之纪念文集》在内地正式出版。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成舍我等一样﹐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看来，内地学界业界对胡氏以及《大公报》的认识和评价正愈加趋向正面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