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我发誓“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讲述一段绝对真实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上)
李振盛
43年前，有感于毕业分配之不公，我愤然在日记中写下两条决心：“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这在当时无疑属于鬼使神差和异想天开的狂想，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文革中，我的日记被一伙“支左革命师生”偷看并抄成大字报贴满报社，把我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用这两条“决心”对我极尽嘲弄羞辱之能事。在我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发誓要兑现对自已的承诺，为此矢志不移，最终依靠自我奋斗，加上天助神佑，总算完成了这两项“不可能的任务”。
且请听我讲述一段绝对真实的异想天开式的故事——
阅览室瞎翻书偶尔记住“斯坦尼”
绘画摄影滥爱好高一考入电影学院
青少年时期，我喜欢文学、电影、绘画和集邮，这些爱好为我日后成为摄影人埋下了伏笔。
读初中时，学校图书室的老师看到我常去借书读，就挑选我当阅览室的学生管理员，利用课余时间帮助老师整理书架，为同学办理借阅手续，这样我有了其他同学没有进入书库的“特权”，整理完图书以后就在书库里随意翻阅各类不常外借的书籍，有的看看书名及简介，有兴趣的可慢慢读下去，这样瞎翻书也为我积累了一知半解的常识。没想到几年后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时，这些一知半解的常识竟产生了意外的“轰动效应”，这是后话。
1957年春天，物理老师在学校成立一个摄影爱好者小组。因为他知道我擅长画画，便让我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学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20型“方箱”相机，大家都可以用它。我开始学照相了。
因为集邮，我常去大连胜利桥邮局交换邮票。一天，一位中年人刚刚开始集邮，他很想要我的邮票，他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120 型相机作价38元钱，交换我的 200张精美的邮票。我从此有了第一台照相机，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是买不起胶卷的，当时一个胶卷八角钱，相当于我每月住校伙食费的十分之一。
放寒假回山东老家过年，我借助窗外射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抓拍了一张照片：爷爷和妹妹都坐在炕上看书，妈妈在为我缝补袜子，光影效果很好，构图也不错，我命题为《农家三代人》。那时的中学生能拿出真正属于自己拍的“艺术照片”的人实在不多，三年后，这幅照片作为我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摄影作品之一，这也是后话。
这是1958年春节在山东老家为我爷爷、妈妈和妹妹拍的一张照片，命题为《农家三代人》，1960年夏天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时，以此作为提交的作品之一，曾受到招生老师的好评。
在“大跃进”形势的催生下，全国各省纷纷创办电影制片厂，一时间电影人才奇缺，光靠仅有的一所北京电影学院培养远远不够用。国家电影局决定增办两所院校：长春电影学院和上海电影学校。
1960年夏天，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在东三省几座城市招生，凡是在读高中生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大连市考场报名涌跃，我所在的大连师院附中班主任和校长都鼓动我报考，作为在校高一学生的我，要与那些高二高三及往届毕业生一争高下。临考前学校批准给我一周时间，让我突击恶补与考摄影系有关的高二高三的物理、化学等常识。
大连考区只有一个摄影系的名额，报考者有140多人。文学常识我不打怵，高一时就被选为校报主编，那时的“校报”是编辑同学们投稿，然后用稿纸写好贴到墙报上。对绘画与摄影考试更是成竹在胸，读小学时因无钱买票而“听电影”练就的猜想画构图之功力，这时也派上了用场。
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300多名考生齐聚一个特大会议室里考公共课时，监考老师是长影著名译制片导演陈占河，由于我常看电影，早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陈占河老师在黑板上写出几道考题，其中有这么一道题：“史氏的著作你读过吗？有那些主要内容？”
过了不久，考生中有人举手问：“史氏是谁？”
“谁知道这个史氏？”陈老师问了两三遍也没有人举手回答，我环顾一下四周以后举起了手，陈老师让我站起来大声回答。
“史氏是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回答。大家都十分惊讶地回头看我这个比他们低两级的小学弟。
“他有哪些著作？”陈老师也似乎有点惊喜地接着问。
“《演员自我修养》，主要内容是……”当我说到“内容”时故意慢吞吞地拖长腔。
陈老师马上摆手让我不要再往下说了。其实，我是帮图书室老师整理书架时翻过本书，只记住了书名，也溜了一眼简介，并未读过这本特别厚的书，要是真的让我往下说，也只能蒙事似的说“主要内容是论述演员的自我修养与基本功等问题”，再往下真的说不出更多了。
没想到就这么一次举手答问，一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把我看得好像是很有学问似的，每每想起来这件事就觉得挺好玩的。
由于我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摄影作品，电影分析答卷也让老师满意，课余学过三年美术让我画石膏素描不成问题，再加上公共课考场上的“轰动效应”为我增加不少“印象分”，使我成为幸运儿，大连考区唯一的摄影系名额由我独占，而且是一个高一学生一举战胜那么多高二和高三及往届毕业生。
上访电影局长陈荒煤定为“搞非组织活动”
毕业分配院长将我从新华社改为发配黑龙江
长春电影学院设于长春电影制片厂大院内，长影把它的机修厂划拨给电影学院改建校舍。
那时正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在勒紧腰带，饿着肚子学习。那是一个大讲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全校五个系150名学生自己动手劳动两个月，将一座大厂房改建成学生教室、排练室、教学办公室，还有摄影系的暗房等等。
我当选为摄影系的班长，我们在教室后边墙上贴出“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的豪迈大横幅标语，我们意气风发地学习了两年以后，中央下达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各国各条战线从“大跃进”到“大调整”，各省刚刚上马不久的电影厂又纷纷下马。新创办电影学院也要下马了，在校各系都要改变电影专业，我们电影摄影系改学新闻摄影，同学们对此心有不甘。
1962年8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视察。当时，我们摄影系一个金姓同学正与“小白楼招待所”一女服务员谈恋爱，从她那里得知陈局长就住在“小白楼”。这个金同学马上向我报告这一情况，我们共同主张应当去向陈局长反映同学的愿望，别让我们电影学院下马。
我立即召集全班24名同学开会商议要不要去上访陈局长，反映“我们爱电影”的心声，同学们自然是群情激奋，马上推举出三名学生代表，我身为班长首当其冲，另两位是系团支部书记李治元，学院团总支书记张雅心。当着同学的面，我们三个人都表态同意当学生代表去面见陈局长。
张雅心比我年长8岁，是我们系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哥，当时已结婚生子，他在辽宁黑山县教了8年书又调干大学的，我们同学称他为“张老干”，他是我校唯一的学生党员，自然是学院团总支书记的最佳人选。李治元当了5年医生又考上大学。他们俩都参加过反右派运动，深知政治风浪之可畏。而我是从高中直接考上大学的，反右时正读初中，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风雨。他们二位对我说，你是班长，嘴又能说，推我当学生代表召集人。
我们三人作为同学推选出来的学生代表，我说那咱们就直接去见陈局长吧。张雅心说，还是应当先向系里和院里汇报请示以后再行动为好。
先向系里请示，我们系的常务副主任“反右”时曾遭到批判，他很理解我们爱电影的心情，但他一听说我们要上访，啥态度也不敢表，说这事还是去请示院长吧。
我们又去找代理院长叶华请示，另两位代表站在我后边不吱声，让我出面说话。这位女院长一听要上访陈局长，脸色马上就变得难看了，她不同意并全力劝阻，我则一再坚持，最后她极不高兴地甩下一句话：你们非要上访的话，那就去找长影厂党委请示好了。
我们三人又去找长影厂党委书记亚马请示，他谈话相当缓和，亚马说向上级反映意见是可以的，但是陈局长太忙了，最好别去打扰上级领导同志。我说，我们会在陈局长不忙的时候去见他。
据那位与我系金同学相恋的女服务透露，每天中午一点多钟，陈局长都在房间里一边看报纸，一边吃蚕豆。
我作为三名学生代表的召集人，决定在8月18日中午一起去直接面见陈局长，约定时间己过，只有我一人到场，苦等多时另两位代表始终不露面，最后我毅然独自一人到长影小白楼招待所上访陈荒煤局长，我对他谈了同学的“爱电影”的心愿，并希望第二天他能再和我们三名学生代表一起谈一次。
第二天，陈荒煤专门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公用笺上给我们摄影系同学写了一封信，请院长叶华转交给我这个学生代表。陈局长的信全文如下：
叶华同志并转
摄影系同学，因北京有会议，实在不能安排时间和你们代表谈话。摄影系改变性质，培养照相人才，这是由于国家整个形势而决定。今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由于各厂精简，分配工作中也有些同志改作照相工作，明年上海、北京两学校摄影系学生仍多。但是省制片厂下马，老厂任务减少，现有摄影人员还要精简，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摄影。以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也还要停办，所以你们建议与北京电影学院合并事，根本没有可能。
而且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根本没有名额招生，无法添加学生，人口进不了城。
希望你们还是安下心来好好学习，服从大局。你们也了解，当前不是那个学校的问题。各方面都类似情况。现在不改变性质，将来出来也仍然不能分配工作。
只要你们好好学习业务，掌握技术，努力提高思想水平、业务水平，电影事业发展时，真正需要再吸收摄影人员时，那时候也可以吸收，现在有些名摄影师也是原是业余爱好者成长起来的。
总之，望从大局出发，安心学习。
敬礼
陈荒煤
18日晨
我在这封44年前的信纸第二页背面注明：1962年8月18日。陈荒煤的这封两页亲笔信一直被我完好保存下来。
1962年8月18日，陈荒煤在长影“小白楼”写的这封亲笔信，在我手中完好地保存了44年，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我这次单枪匹马上访陈局长的事，让代院长叶华十分恼火。此事被称为“陈局长事件”。
就在陈荒煤局长离开长影第4天，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归国时顺道到长影视察，事先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我立即串联导演系、表演系、美术系、文学系的班长开会，想组成全院5个系的学生代表向周总理反映“我们爱电影”的心愿，他们4人一听我这个动议都很惊讶，有人问这算不算是向中央领导搞“请愿”，文学系班长的社会阅历较深，他说这样做的性质就是在请愿，要是在五七年反右时准能打成右派，他这么一说谁也不敢表态了，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1962年8月22日，周总理到长影视察工作时，我们同学也参加列队欢迎，事先规定一律空手参加欢迎，不准携带照相机等物品，我感到亲眼看见周总理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不拍照太可惜了，就悄悄在衣袋里装一台苏制“卓尔基”小相机，当周总理在亚马厂长陪同下在长影办公大楼前与群众见面时，我掏出相机拍了两张照片。
1962年8月22日，周恩来总理到长影视察工作，我参加欢迎队伍时违犯规定暗中携带一台小相机，在人群中偷偷拍到这张照片。
周总理离开长影后，有人将我召集5个系班长开会商议向周总理请愿的事，还有欢迎总理时我偷偷拍照的事，都向院长打了小报告，让她大为恼火。由于向总理请愿属于“未遂事件”，不便定性处理，她就抓住“陈局长事件”大作文章，给我定性为“搞非组织活动”。
当人事科长以同情的态度让我在“处理决定”上签字时，我毫不犹豫地写上：“我不同意”。
事后知道，陈荒煤回到北京以后，特别向新华社及有关电影厂推荐我们这批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毕业生，最终有9名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
第二年夏天，当我们返校参加毕业分配时，心地善良的人事科长吴莉把我叫到她在“长影技师楼”的家里，她的先生是长影著名编剧纪叶。当吴科长与我谈话时，纪叶先生也在家。吴莉向我透露，暑假期间，新华社摄影部派人来挑选了包括我以及另两位学生代表张雅心、李治元在内的5名毕业生，要送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习一年英语，培养驻外摄影记者。农业电影制片厂来挑选了4人，都做电影摄影师。这9个进京名额就占去我们18名毕业生的一半。但是，代院长叶华坚决不同意我进北京当新华社记者，她的无理决定在关键时刻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
一年前对我没听她劝告而上访陈局长一事，一直耿耿于怀的代院长叶华，终于找到了出气的机会了。她斩钉截铁地对人事科长说：“李振盛这个学生一向不听党的话，不能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让不听党的话的人进中央，我们不放心。”(当时地方上对进北京工作都统称为“进中央”)
这样，院长让人事科长把我另行分配，吴科长平日里对我挺好，这时她为我说情：“李振盛的女朋友在吉林，就把他分到吉林日报社或长春日报社好了。”叶华不同意：“不能让李振盛这样的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当记者。”她主张把我分到更边远的地方去，原先想让我和分到鸡西日报社两名同学中的一人调换，吴科长说：“李振盛的学习成绩那么好，一直当班长，是五个系中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分配到那样小的城市去有点太委屈他了吧。”
叶华看了看分配表，临时指定把我与家住哈尔滨已经分配回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的韩居策对调，他成了新华社记者，我被发配到黑龙江。“文革”后，韩居策以流利的英语成为新华社驻美国华盛顿记者，我却扎根北国边疆干了20年。
这位挟嫌报复我的代院长，她一怒之下作出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两个人一生的命运。
“自谋职业”成为《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
写日记愤然发誓“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我从长春乘火车北上哈尔滨时，我面对的是一座完全陌生城市。当我去报到时，黑龙江省科委情报处长对我说，这里的摄影工作就是翻拍科技图书资料，因涉及情报机密，一旦在这里工作便不能调出。我立即想象这种专门拍摄“死东西”的工作该是多么无聊，便到人事处去说这与我学的专业不符，人事处长同意我的看法，将我的档案退回省教育厅重新分配。
省教育厅一位好心的名叫李哲的处长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同意你自己去找接收单位，我们可以再分配。”他提示我在省人委大楼旁边有一座小楼，那是省农业展览馆，这个单位好像要用摄影的人员。
43年前，我独自一人在完全陌生的哈尔滨市开始自己上街去找工作，就如同今日的大学生登门自谋职业，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罕见的。
我先按照李处长的指点去找省农业展览馆，向姓王的女馆长说明我的情况，她问我档案中有什么政治问题没有，我详说那一起“陈局长事件”，她说向上级反映情况很正常，这算不上政治问题，她当场同意接收我，并说很快会派我到红色草原去拍养奶牛的照片。这也让我有点兴奋起来，有奶牛就有养牛人，至少能拍到“活物”了。
我出了门又向人打听《哈尔滨日报》的地址，我乘公共汽车到那里，照样自我介绍一番，他们也同意要我。这一来更让我兴奋了，进报社就是记者了，总比拍奶牛要更好吧。但是我又想：应当把目标定得更高。
我知道《黑龙江日报》是全省最大的报纸，可以在全省采访，问了问地址距离市报社不很远，我一出市报社大门便直奔省报去了。
我到达黑龙江日报社后，与人事科赵科长面谈。她说从来没有不看档案就先要人的，她问我档案里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告诉她关于绕过电影学院领导上访国家电影局局长的故事，她说这不算什么问题，并说越级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力。然后，她上楼去带进来一位有一对长寿眉的老人，他让我在他面前来回走一走，又让我在原地转一圈让他看一看。然后，那位老人与女科长一起离开人事科办公室。过了不到两分钟，赵科长回来说同意接收我在省报工作了。
后来，我住的筒子楼单身宿舍正巧与赵科长家是对门，熟悉了以后的从赵科长那里得知，那位老人是报社总编辑赵扬。他为何让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一走，看一看呢？原来是因为当时报社已有四位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又高又瘦，被人称为“电线杆”；另一位个头不高却非常胖，肚子像皮球一样圆；其余两位个子比较矮,人们戏称他们是当时的一部捷克电影《盖克和丘克》中的一对矮兄弟盖克和丘克。
据说有一年春节，美术编辑以这四位摄影记者为原型画了一幅贺年漫画，一高一胖和两个小矮人，每人胸前挂一个照相机，登在报上向读者恭贺新春，一时成为趣话。
赵总编辑一直认为《黑龙江日报》经常有外宾访问和省委领导活动的图片报道，他告诉人事部门要为报社找一名像样的摄影记者。这次总编辑听说有个年青人找上门来当摄影记者，他亲自下楼审定看看是否符合他心目中的标准。
至此已经有了三家单位接收我了，而且哪一家都比那个一生只能翻拍死资料的情报处强。但一想到我本该是新华社记者就心有不甘，又去打听新华社驻黑龙江分社的地址，我想当不成新华社驻外国的记者，当一个新华社驻外省记者也行啊。黑龙江分社的一位和气可亲的程姓老人(后来知道是社长)对我的条件也表示满意，但他说分社的人事权在总社，我可以向上打报告，不管批准不批准都要至少两个月。当时省教育厅接待报到大学生统一暂住的旅馆只有7天免费，过时是要自费的，只好让新华社记者梦破碎了。
这样，我在1963年8月15日报到，开始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下两个决心：一是“决不老死黑龙江！”决心要靠自我奋斗杀回北京去；二是“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对无端剥夺我学英语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机会，耿耿于怀。这两个写在纸面上“决心”，在当时绝对属于泄愤的狂想，更是愤青的痴话。既然自我确立了两项目标，明知是“不可能的任务”，也要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碰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的人生哲学中有这样一条：要敢于异想天开。我坚信，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
“文革”中我的日记被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师生”偷看，抄写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报社，我遭到批判。
1968年12月26日晚，这伙“革命师生”中的领军人物、青年教师陈延政，主持一场由300多人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他用尖厉声音叫喊：“大家都知道鲁迅写过《狂人日记》，李振盛的日记比《狂人日记》还要狂，他说‘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这比《狂人日记》还要狂上十倍百倍！有3200万人民祖祖辈辈在黑龙江繁衍生息，怎么就容不下你李振盛？你李振盛为什么就不能老死黑龙江？李振盛所说游走世界，其实质就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梦想叛国投敌！”
批斗大会主持人陈延政一番恶语相向，大概他还觉得不过瘾，又不无得意地声嘶力竭冲我喊道：“李振盛，你听着：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给你20年，看你能不能离开黑龙江！给你30年，看一看你能不能去游走世界！”
最后，陈教师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李振盛！坚决打倒李振盛！彻底批臭李振盛！迎接光辉灿烂的1969年！”
那一天，正巧是伟大领袖75岁生日，离新一年的到来还有4天。我站在曾千遍万遍敬祝万寿无疆的老人家像前，弯腰低头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只准他们恶言恶语狂喊乱叫，不准许我作任何辩解，极尽挖苦羞辱嘲弄之能事。
批斗会结束时，已是第二天一点多钟。接着由一个王姓瘦高个子“革命小将”带一伙人押着我乘吉普车连夜去抄我的家，妻子正在那一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平房家里休产假，这一伙人深更半夜突然闯入，带进一股彻骨的寒气，刚出生不满两个月的儿子吓得大哭不止，他们翻箱倒柜，逼我拿出所有的东西审查，抄走了我的十几本集邮册，我与妻子婚前的通信及合影照片等等。好在我事先把“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全部埋藏地板下面，终于躲过一劫。
2006年9月14日于北京无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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